我是1992年当上厂长的，此前换了3任厂长，每年都亏损200多万元。我上任后想方设法开拓市场，并进行内部挖潜，经过艰苦的努力，年年赢利，1998年利税超过了1000万元。1999年市政府把我们作为国企改革典型进行改制，设定股本金5000万元。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我自己占22.5％，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主要是我的10家上下游客户、供应商）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
我个人和国有股各占22.5％的股份，职工持股会占20％，并引入了包括英国道森、北京天马、上海星花等12家战略投资者加盟，共注资1750万元，占改制后企业总股本的35％。大家都是“亲戚”，做好了分红就多。
我有啥能力拿出1125万元？除了自己拿出家中积蓄50万元，向亲朋好友借200万元外，剩下的钱分成三块：第一块：经营者才能奖100万元。第二块：技术奖励，厂里两次获得国家级新产品证书，经职代会讨论同意，厂里提取600万元，我自己拿150万元。第三块：改制时，企业历年工资基金结余1367万元。根据浙江省政府有关文件规定，可按不超过50％的比例，计提516万元折成公司股份，以职务配股的形式，按照对企业贡献大小和工龄长短分配到人，这一块我享受职务配股250万元；另外，政府还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给我375万元。至于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我自己每年分红的钱还，这对我本人的压力很大，无形中使我戴上了一副“金手铐”，只有更加卖命地工作。
通过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为企业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规范的运作方式创造了条件。董事会成员9人，我为董事长，两名副董事长分别由国有股代表和外部法人股代表出任。过去，自己只对上级负责，现在要对全体股东负责，所有大事情都要拿到股东会、董事会拍板，不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决策更加民主、透明了，成效更加显著。现在公司里的中层干部，年薪都在10万元左右，每人一辆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从1998年至2002年，公司的利润逐年攀升，每年上交税收也是以25％的速度增长。
尽管改制后国有股的持股比例下降，但湖州市政府的实际收益却是增加了，而且将有利于控制更多的资产。1999年当年，市政府就从喜盈盈公司获取红利收益140多万元，大大高于前几年的实际收益。第二年达到375万元，比上年又增加了37％。（《经济参考报》200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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