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居住在河南省淅川县的民办教师衡建敏与一山之隔的陕西省白河县卡子镇的姑娘潘玉琴喜结伉俪。不久生了一个女儿。1993年初春，潘玉琴又怀上了第二胎。结果生下来的仍是个“千金”。夫妻俩给她取名叫“黑娃”，悄悄送到外县亲戚家寄养。直到1996年夏天，夫妻俩又生下了第三胎，才终于生了个男孩。
1999年春，寄养在亲戚家的“黑娃”被送了回来。潘玉琴没把这个女儿放在眼里，再加上经济拮据，稍遇不顺就迁怒于“黑娃”，轻则恶语相加，重则拳打脚踢。
不久，潘玉琴开始让“黑娃”上山放牛。2002年7月21日，是潘玉琴的生日，衡建敏在集上买了二斤大米。谁知，在盛饭的时候，“黑娃”发现爸爸只盛了5碗（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各一碗），而妈妈则把早晨吃剩的红薯汤给“黑娃”吃。“黑娃”贪婪地望着锅里的白米饭哭着说：“妈妈，给我少盛一点吃！”
“让你吃还不如喂狗，你能传宗接代？你能继承祖宗香火？想得美！”潘玉琴大骂道。
“黑娃”默默地喝了一碗剩汤后又放牛去了。由于饥饿难耐，“黑娃”顺着山岗找寻野果吃，不知不觉中“黑娃”突然发现自己放牧的两只牛不见了，吓坏了的她不敢回家，毫无目的地在树林里走着……第二天上午，潘玉琴夫妻俩找到了牛，下午又把吓得浑身发抖的“黑娃”找着。接着潘玉琴对“黑娃”一顿毒打。
在距家还有100多米的山坡边，“黑娃”开始浑身抽搐，一下子瘫到在地！潘玉琴认为她是在装疯卖傻，找来一根粗大的拖拉机用的三角皮带，又狠命地朝着蜷缩在地上的“黑娃”再次疯狂地抽打……以后的几天里，“黑娃”一直处在高度昏迷中。在众人的谴责声中，衡建敏把“黑娃”送到了县医院，不久“黑娃”就离开了这个世界。2002年7月22日深夜，衡建敏在回家途中，残忍地把刚刚死去的亲生骨肉抛入了汹涌的丹江。
目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检察院已经介入此案。
2002年8月中旬，被陕西省西安市汉城区警方解救的年仅13岁的幼女“六千二”，向警察叔叔、阿姨哭着道出了她的不幸遭遇……
我从小住在一个穷山沟里，和“爷爷”、“奶奶”一块儿生活。在我刚满7岁那年春天，“爷爷”、“奶奶”突然把我叫到面前疼爱地说：“英子，7年前你生身父母为躲避计划生育才逃到我们这个地方生下了你，今天他们来接你回家了！” 我的父亲名叫刘光娃，母亲名叫赵秀妞，家里还有三个姐姐。父亲把我接回家后，三番五次地厉声告诫我说：“记住，对外人称我和你妈是你的姨父姨母，你的三个姐姐是姨表姐妹，不许出任何差错！” 我没有户口，父母亲根本不提让我上学的事儿。不管怎么说，能够生活在亲生父母的身边我心里非常满足了！可惜的是，就连这样的生活都不能长久。在我9岁那年的一天，父母亲为逃避计划生育的惩罚，把我卖到了一个寸草不生的穷山沟。 新父亲名叫叶镇山，母亲叫刘秀球，两口子还有一个15岁的独生子。第三天，我从母亲刘秀球嘴里得知，他们花了6200元钱把我买来，目的就是让我给他们的儿子当童养媳，还让我以后改名叫“六千二”。 第二年，叶家的儿子不幸在秦岭金矿打工时遇难了！母亲悲伤过度，患了精神分裂症，没日没夜地到处乱跑。 1998年6月11日，母亲病发外出，父亲怕出意外，就让我跟在她的身边。从此，我随母亲流浪过湖北、河南和陕西，两年多的餐风露宿、残羹剩饭，折磨得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2001年6月份，我们流浪到了陕西省。母女二人来到张家堡劳务市场上，被一个名叫王臣邦的人雇去打杂工。可是，不到两个月，母亲又动了外出流浪的念头，说她以后再来接我回家。 母亲走后，已经48岁的王臣邦每天都用一双色迷迷的眼睛盯住我，吓得我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这年10月的一天夜里，我被他给糟蹋了。由于出血过多，我一连5天都下不了床。 一天深夜，王臣邦恶狠狠地对我说：“从今往后，你必须喊我爸爸！如果惹了事儿，小心我杀了你！”从此，我白天里是王臣邦的“女儿”，而到了夜里，我就成了他发泄兽欲的工具。2002年8月7日，王臣邦被警察抓个正着。涉嫌强奸幼女的王臣邦已被起诉。
有识之士认为，要堵塞“黑娃”大量繁衍、提高“黑娃”的生存权利，重要的是要加强流动人口的普查与管理。从“黑娃”出生方式上看，有55％的“黑娃”是以躲藏流动方法出生的，几年后再以种种借口带回来，有的则在外地长期定居，或把超生子女卖给别人。另外有15％是因婚外情恋所生，15％是婚内多生超生，10％是第三者插足所生，5％是私生子。
到底有多少“黑娃”存在，这还是个未知数。而弄清楚这个未知数，使全社会的人们了解掌握这些“黑娃”目前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状况，使他们早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关怀，是值得重视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检察风云》200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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