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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30日，染上“非典”的危重病人周某被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治，2月1日，该院准备将该病人转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治疗。大年初一，57岁的车队司机方信德正休假与家人团聚，但他听到一位来自外地的年轻司机因有事需回家探亲，就主动提出由他顶班。
出车时，方信德戴上了手套和双层棉纱口罩，但谁都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危重病人的毒性会那么强。医务人员将周某抬上车后，发现氧气瓶的气阀不够大，病人呼吸困难，实习医生由于力气小无法调节。方信德曾在手术室当过工人，便主动上前调好了气阀，当时他离周某不到1米。病人家属想陪同前往，方信德主动告知该病会传染，让他们坐了其他的车。
晚上11时15分，方信德才回到医院。他休息了半小时后，忽然想到刚才病人咳嗽出来的痰液弄脏了救护车，便又回去洗完车才回家。洗车时，方信德没戴口罩和手套。
次日，方信德开始发烧，感到不适。年初四，他被确诊感染上了“非典”。
2月23日，方信德因抢救无效死亡。方信德的妻子余美基与丈夫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她在照顾丈夫时，也被感染上了“非典”。呼研所的专家打电话找到方信德的儿子方伟斌，问他能否将其父亲的尸体提供出来用作病理解剖，因为对直接受到“非典”危重病人的感染的方信德的尸体做病理解剖对查出“非典”真凶意义重大。接到呼研所的电话后，方伟斌二话没说便答应了，“我父亲病倒后医务人员为了救他也病倒了一大片，如果尸解对以后的救治工作有帮助，父亲九泉之下也会瞑目的”。但为了尊重母亲的选择，方伟斌还是给病床上的余美基打了电话，没想到余美基二话没说便答应了。然而，三天后，呼研所因第一次采集的样本不够，提出再为方信德做尸解，方伟斌犹豫了，他打电话给母亲。这一次，余美基同样没有反对，她告诉儿子，“这样能为找出病因提供证据，救回很多病人”，于是方伟斌第二次在尸解书上签了字。
方信德从1986年至今工作16年来，14次获得“先进交通安全员”、“先进个人”的称号。医院里与之打过交道的人无不称赞其正直、热心，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党员。
（《信息时报》200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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