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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是如何转变的

2003-05-2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思潮影响的闻一多对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他回国后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每次学潮,时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都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由此被学生指责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七人联名发表宣言,谴责张学良。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成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蒋介石在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对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闻一多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闻一多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此后,闻一多阅读了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1944年夏,他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1946年7月15日,他在勇敢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北京日报》200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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