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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齐红儿从浙江大学英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经贸部国际司。1997年，在经过世贸组织3个月培训之后，她出任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服务贸易领域的牵头人。
在她加入前，服务贸易领域是中国入世谈判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包括电信、金融、银行、保险证券、旅游、教育、交通等许多领域的工作。如此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30岁刚出头的女人，这在中国是难以想像的，但齐红儿改变了它。尽管面对一个陌生的领地，困难重重，但这一切都敌不过齐红儿的认真和勤奋。进入角色后，齐红儿除了恶补相关专业知识外，就是马不停蹄地走访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
“另外，我还见美国的在华企业代表。因为美国政府的谈判代表所代表的就是美国企业的利益。在谈判中，美方有时要求很高，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底线。”齐红儿回忆说，“于是，我就请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代表一起开会，把问题了解清楚：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要到什么程度。”
在日内瓦的一次多边谈判中，齐红儿一人舌战群雄。谈判后，许多人都向她表示祝贺，美国代表也跑过来跟她拥抱，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你讲得太漂亮了。”一些参与谈判的部委官员则称：“我们下一任的首席谈判代表诞生了。”
WTO给了齐红儿一个人生的高点，她这样评价自己与WTO谈判的关系：“中国入世谈判对国家非常重要，我能参与其中非常荣幸，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我认为是最有挑战性的工作，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我非常高兴。”
然而到2000年夏天，眼看着中国加入WTO即将大功告成，齐红儿心情突然变得落寞：“我觉得我以后在机关再也遇不到这么有挑战性的工作了。”
2000年9月，她向石广生部长提出了离开国家机关的要求。办理离职手续时，齐红儿遇到了麻烦。因为她的工作涉及诸多国家机密，按规定，齐红儿被要求在外经贸部其他不涉密岗位工作一年，度过保密期后才能辞职离开；否则就以“辞退”论处。齐红儿不愿虚掷年华，痛苦地选择了后者。离开时，她退回了部里福利分房中她已购买并装修一新的100多平米的房子。
“我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适应别的工作。这年纪不出来，就注定一辈子呆在机关。发展得好会是什么样，不好会是什么样，我都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没有悬念的人生有点悲哀。”齐红儿在微软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她又放弃高薪，应龙永图之邀到博鳌亚洲论坛任会员关系部总监。
（《周末》200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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