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记者以前想象的“恐怖阴森”气氛不同，在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楼内，各种体育、文娱设施齐全，一群孩子正在打乒乓球、打扫卫生、看电视，上下楼跑个不停。站内大院分为封闭区和开放区，开放区是给那些来投靠的农民工用的。
站长杨建勋向记者介绍了“全开放模式”的做法：凡“困顿”在天津市的农民工和儿童都可以到收容站食宿，也可以随时离开收容站。农民工如果仍然愿在天津务工，可由收容站为其联系工作；对于不愿务工又无力返回原籍的，则资助其返乡。
同时，站方还提供了热线电话、心理咨询、协助投诉、法律援助等配套服务，还与外省市建立了远程办理“三证”的合作关系，免除了农民工为“三证”不全而奔波于天津市和原籍的辛苦。目前已经有50多位农民工、40多名流浪儿从中受益。据介绍，按此模式对一位农民工实施救济的费用，仅相当于过去的三分之一。
杨建勋说，他们站从实行完全封闭管理到“半开放”（被收容者在指定区域内活动），再到“全开放”有个观念转变的过程。1998年的一天，杨建勋到锅炉房弄了些灰，抹在脸上，找了个破褂子穿上，装成聋哑人，瞒过了值班人员，只告诉了副站长李金良。在晚上10点多被李站长送了进去。他进去的屋子有70多平方米，通铺住了60多人。在里面，他没有遇到明显的打骂，但“确实有时间长的欺负时间短的，有外面进来的小恶霸欺负老实的。”
第二天早晨，被臭虫咬了一夜的杨建勋才被李金良接了出来。“进去感觉确实不一样。我从里面一出来，就想观念必须改变。管理和救济职能必须分开，不分开不行。”
杨建勋说：“被收容人员里75％都是农民工，只有25％甚至更少才是社会寄生群体。农民工肯定要说，我一没偷，二没抢，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还没等明白什么事呢，又扔上大车皮，走了。即使你不打不骂，他心能平静吗？他平静不了。如果只简单用一种管理模式，就构成了对这部分人的伤害。”
杨建勋认为，“行政管理职能主要针对的是社会上的寄生群体，对这部分人就要有相对约束。而社会救助和服务职能的对象就是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对于他们，你就要为他们服好务。”（《中国经济时报》2003.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