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下午一时半，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不大的会议室里，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长条板凳上，首先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此次会议目的的开场白，会议稍作休息后，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
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地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但都难以对话。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5月16日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尖锐地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站出来针锋相对地作了驳斥。中宣部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的观点。他讲的时间长一点，赞同萧军观点的人就打断他的发言：“你不要在这里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第二次会议上，刚从“皖南事变”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的吴奚如的发言，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认为，现在不是抗日吗？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吴奚如发言后，朱德站起来讲话：“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吴奚如也没有反驳。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朱德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
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大家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吃完晚饭，毛泽东作了“结论”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两位会场速记员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最后经过了毛泽东本人的修改审阅。（《文学报》2003.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