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内地文物界一位专家在香港访问期间，得知佳士得拍卖行准备拍卖一批中国文物。参观中，这位专家敏感地发现两件标有“故字留平×××号”字样标签的文物。这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为使文物免遭战火洗劫，故宫博物院组织大规模文物南迁时留在当时北平的文物编号。其中一件是清乾隆年间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座像，为国家二级文物，属国宝级文物；另一件为银枝曼达，也为国家三级以上文物。他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做了汇报。
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根据编号查到确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但档案记录，已经在上世纪70年代初调拨到承德市外八庙管理处。按照这一线索，文物专家深入到外八庙管理处追查。在清点核对库存文物时，馆藏文物和账面完全一致。但细心的文物专家看出其中几件馆藏文物是赝品。陪同专家的文保部主任李海涛听完专家鉴定后十分恐慌，于12月8日潜逃，事情彻底败露。案发后，公安人员一次就在41岁的副高级研究员李海涛家里起获各类文物100多件，现金100多万元！
从1985年到案发的10多年时间，李海涛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文物仓库所有的3道门锁钥匙全部搞到手中。他在盗窃馆藏文物之前，先把文物偷出来，找人做一个外观一模一样的赝品，然后把赝品放回文物库，摆放在原来文物所在位置，然后再寻找机会把盗窃的文物卖掉。
北京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管理不规范，文物部门对馆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经是普遍现象。不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博物馆馆藏情况不知其详，一些地方博物馆连自己有多少馆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数量呢？
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除了少数主要的博物馆，国家对地方博物馆的拨款并不充足，一件“无价之宝”可能就是当地博物馆的一个负担，既无法创造最好的条件去保管，也没法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经费不足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管理人员不足，尤其在某些县市级博物馆，管理相当混乱，博物馆管账和保管文物的就是同一个人。利益驱动和如此高的隐蔽性，往往会使一些博物馆的内部人员铤而走险，利用本身资源进行“创收”。（《光明日报》2003.6.12王树海、蔺玉堂文《新闻周刊》2003.6.9吴佩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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