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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丽华为农村女孩作指导 |
5月3日下午3时，《中国妇女报》副主编谢丽华站在讲台上，她身后的黑板上，左边有两个粉笔字“梦想”，右边是正在组装的“梦想之树”——绿色纸板剪成树干，陆陆续续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上台来，把写满了字的水果形状的彩色纸片贴上去——“做医生”、“给妈妈买药治病”、“继续上学”……
这是位于京郊小汤山大东流村的农家女实用技术学校。听课的是两个星期前开学的“农家女奖学金全年班”的女孩子们，她们来自甘肃两个贫困县，小学或者初中未毕业就已辍学。
10年前，谢丽华接手主编《农家女百事通》。当时，《农家女》这个刊号在妇联早就有了，搁了好几年，没人办，谢丽华是主动请缨要办这本杂志的。她说：“我们的信条就是：这是一本属于农村妇女的杂志，我们的任务有两条，一是把她们的声音发出来，传出去，让世界了解她们。二是给她们信息、信心、支持和力量。”
谢丽华和编辑部在致力于促进农村妇女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996年4月7日，她们在北京成立了全国首家“打工妹之家”，举办培训，代表打工妹维权；1999年创办农家女实用技术学校，谢丽华当理事长；2001年创办杂志《打工妹》；2001年整合相关杂志和社团，正式注册成立“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谢丽华任董事。
这次见到谢丽华，虽然还是书包里揣着一打一打要回复的“农家女”的来信，虽然还是抄起电话给承德一个农村小学募捐校服……但是这一次，她谈到了“贡献善心”以外她无能为力的体制缺陷时，感到“力不从心”。
谢丽华说她们的杂志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杂志被当地公费订阅的机构锁在柜子里。我时常觉得计划经济时形成的工作模式是我们工作中一直在艰难突破的壳，非常坚硬。不管什么工作，我们都习惯于轰轰烈烈、自上而下地搞运动，不知道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做工作。比如世妇会后各地推出不少‘什么什么’行动，‘什么什么’工程，口号叫得很响，但缺乏操作性，很容易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再如扫盲吧，别以为坐了满满一大屋子人就大功告成了，你要分清哪些是真想来提高能力的，哪些是来凑热闹的。我曾经去过湖北某县扫盲，那儿的妇女代表上台讲她以前不识字多么受委屈，现在学了文化有多受用，讲得声泪俱下，可是她们哪里是没念过书的啊，她们是高中生，是当地最有文化，最会表演的，是专门干这行的——专门对付上头检查，专门当‘代表’发言说好话的。”
“还有一回我到河北满城检查扫盲，我发现教师的备课笔记有点不对，内容全是照抄不说，墨水全是一个深浅。第二天一大早，我到村上挨家访问，没查几家，就露了马脚。原来我们上回一走，扫盲班就解散了，半年多只集中过一次，根本没上过课，备课笔记也是前一天晚上现赶的！可是这个县被评为扫盲先进单位！”
“那些变幻莫测的数字、报表和一个又一个的总结报告我是不太相信的，我认为这些计划经济下僵化的死板的工作模式在影响我们实现目标，影响我们工作，影响中国妇女的进步与发展。”
（《南风窗》200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