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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大使”曾繁光医生，负债100多万港币还保持着喝红酒、画画的习惯。 |
2003年6月6日，记者在香港回归六周年之际来到香港，在SARS过后，见到更多的是紧张的工作气息。地铁里是加班跟赶填表格的职员，午餐时间小食店的桌上有一个小提示“离座买单可享受九折”。“香港人在过去10年里，花在泡沫经济上的时间太多，买股票、炒楼。”城市大学学者蔡子强对记者说，“现在则盛行加班，除了公务员，没有人可以在5点下班，银行职员在星期日也到茶楼推销银行卡。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每一分钟都在工作，觉得哪怕浪费一分钟时间都是罪过。”曾繁光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
44岁的曾繁光是香港青山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他出生在香港郊外一个没有水电和电视机的农夫家庭，靠申请学生贷款修完香港大学医学院医科学业。1986年当了实习医生后，又借了十多万元的债，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专业考试，拿到了皇家精神科学业证书。他回忆，“我看到当地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我想将来我也要过这种生活。”
“1991年，我跟现在的太太结婚，现在有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出世后我太太就不出去做事了。也就是结婚当年，我们买了第一所房子，当时房价已然不菲，选择困难重重。我们一起看了好几处，有一处甚至已经签了，但过几天到真要买下来的时候，房产商又反悔了，因为短短几天工夫，房价就从300万升到了320万。我们最后在西九龙山顶的华果山购下了一个900多平方英尺的公寓，花了300万港币，10年还完。当时股票市场行情很好，简直是全民皆股，我也炒股。1993年我们换了一个更大的楼，有1400多平方英尺，需800万港币，我们把先前的楼卖了600万港币，付了首期，还欠银行300万港币。1993年秋，香港开始有一次比较小的金融风波，几天之内，股票全亏了。我记得圣诞节前后，我在一个月内亏了300万港币，以前挣的钱赔进去不算，还欠了100万港币。后来，楼价也跌了，一下子欠了银行好多钱。”
1994到1995年间，曾繁光越发努力工作，到1997年回归前夕，他有约10万港币的月薪入账，一个月要付楼房按揭5万多港币，还2万多的债务，交1.5万税，孩子上幼稚园每个月几千元，太太读大学每年要付3万多的学费。此后，楼价急降，很快他就面临负资产，资不抵债。从1999年到现在，他的薪水涨到了每个月十几万港币，但大部分用来还债。日常开销就靠他每个月给报纸写专栏的两万多元收入和太太重新出外工作每个月挣的1万多元薪水维持。
但他依然送三个孩子上国际学校，每个人一年要6万学费。他解释说：“很多人都觉得我自讨苦吃，债那么重还要送孩子上那么贵的学校。我主要还是想让孩子们上得开心一点，有个快乐童年。”
曾繁光说：“我还是乐观面世的，以前可以喝好一点的红酒，比如200到300多元一瓶的，后来最困难时候，19块一瓶的也肯喝，如果嫌味道不好，就在里边加点糖。”
在困境中，曾繁光从来没想过要申请破产，因为在很多香港人眼里，那是十分丧失尊严的一件事。
曾繁光欠银行的债最多到300万元港币，他靠自己的努力与信心，2000年到2003年已经还了200多万港币。因此而成为目前香港人广泛认可的“逆境大使”。（《三联生活周刊》2003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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