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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县老农说，税费改革是假的，还打人，我一分钱都不会交。 |
于建嵘做过记者和律师，后来到华中师大读法学博士，现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1999年6月，他正沿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他的博士论文。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湖南衡阳县一个月内就发生3起农民与乡镇政府冲突事件，感到十分震惊。
他很想知道被农民称为“减负代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领着农民和乡村干部抗争？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村民为何冒着风险营救他们？乡村干部是怎样平息冲突的？被打击后“减负代表”还会继续抗争吗……
在衡阳的一天傍晚，3个农民找到于建嵘的住处。他们都是当地农民说的“减负代表”。
从这时起，于建嵘开始了对农民“减负代表”为期3年的跟踪调查。
“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就要领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
来见于建嵘的3个农民中，有一个人叫彭荣俊。
回忆初次见面的印象，于建嵘描述：彭荣俊是个健壮的中年男人，中等个子，着装和我们在城里街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但无论是走路还是闲坐，他的腰总是直直的，讲话也很干脆。他烟瘾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后，在同我谈话时，从来没吸过烟。他说自己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克制力，这些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彭荣俊高中文化，1979年参军，1982年转业回乡务农。
问起他们上访的原因，彭荣俊说主要是看到农民负担过重和国家有关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说几句公道话”。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赶集，一个老头卖芝麻给他时，别人告诉他这个老头是“人民的大好人”，说他为农民减轻负担。彭荣俊就是从这个老人手里得到了中央和湖南省有关农民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文件。
晚上，他和爱人都看了文件。两人议论说，干部按县里规定收的钱和中央、省里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块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爱人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
在一次村民小组会上，他读了中央和省有关文件。村民听了很生气，大伙说，你彭荣俊如果能向上级反映，把不合理负担降下来，我们出钱请你上访。“这事很快传开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党员、老干部，根据群众的要求，我找来了13个有社会经验、名声比较好、历史清白又愿意替农民说话的村民，当减负代表，基本上是每个村一个代表。
“我们先写了一份《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然后，挨门挨户让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家还出了340块钱作为上访费用。”
听说有人要上访，乡村干部找彭荣俊谈话。“那个乡干部和我是一个大家族的，辈份比我大四辈，他说，我以族里最大辈份的名义，以我现在的身份，要镇压你上访！我说，我彭荣俊一不违纪二不违法，我就要上访给你看看。我劝你凭良心干点实事，不要昧着良心坑害老百姓。那次我们去了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搞了4颗红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样了。”上访回来后他们决定向村民宣传。
“赶集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里的文件，管区干部把电停了。我们又租了台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镇干部找我说，这样干违法，没有经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最后他们答应和谈，我们也暂不上街宣传。
“和谈那天，我定的地点在水管站，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干部说县委也来人，我们就去了。实际上县里根本没来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他们打了我们的代表，有人就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见后，以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两声，那些镇里请来的人把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来劝，他们又把我打到沟里不能动弹。”
彭荣俊还说，后来县里把上访的人抓了20多个，捆起来挂牌示众，开万人批斗会，最后全被农民抢走了。那次抓了屈刚，他69岁了，被捆绑在台上，手都搞断了。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还有的减负代表被判了刑，现在还关着……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个小小村干部就逼农民去上访！”
2003年春节前后，于建嵘再次进入衡阳县，与他同行的还有社科院的陆雷博士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他们调查了两个多月，访问了更多的农民“减负代表”。
在“减负代表”邓仔生家，于建嵘诧异地发现，这个强壮而有头脑的农民，一家人住的却是半边倒塌、破烂不堪的房子，屋里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邓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干和勤快的人。他的邻里给我提供了许多证据。他的家之所以如此败落，按邓仔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上访败家’。”
邓仔生上访的路线也是先去乡里、县里，再到市里、省里。他讲：“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上访的钱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几次，去市里的次数比县里的多，县里去了也没用。到省里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上访的费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块钱，都是车费和复印费。钱都是借贷款，现在还欠信用社一千多块钱。”
他上访的起因是要求村务公开，村干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说，看你有多狠，让你去告，你上访去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个小小村干部就逼农民去上访！”
他和另一个农民到了县里，找县长。“我说村里账务没公开，他问我有哪些，我说：第一，村干部打牌打扑克做不做账，打牌吃东西做不做账？他说不能做。第二，村干部走亲戚送礼做不做账？他说那不合理。第三，在村干部手中，一张发票就是一千多元两千元，吃脚鱼吃狗肉，招待哪个贵客？这合不合理……”人还没回村，和他同来上访的另一个农民家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从楼上推到了地上，打得神志不清。群众说，为了上访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到医院去看。当天起码有80多人去县里，第二天又去了300多人。群众听说省里有人来，就堵车，堵车了干部就会有人露面，这是群众的想法。结果堵住了桥，加上还有本地人，听说这事，都愤愤不平。”
“11月‘严打’开始了，要抓我，说哪个捉到邓仔生就奖励500块钱！还吓唬老百姓，凡是去县里看人的都要罚款，都要捉住关起来，强迫参加学习班，去学习的就被关被打，还要交100块伙食费。农民没去，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睡了好多人，老人们说，这跟当年‘躲日本’时一模一样。”
“我没躲在山里，而是躲在了市纪委。我每天都坐在那里，他们有事我就回避，没事了我就向他们讲下边的事，吃饭是我自己吃。看我没在家，他们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说他支持我上访；另外还有个堂弟，被打得口里流血，九死一生……”
眼看快过年了，纪委的人劝他回家。人还没到家就被抓了，邓仔生偷跑出来，又回到市纪委。“那时刚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来，我说共产党的真理在何处？到这个时候，有家都不能归！”
“正月二十几，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贷款，借钱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后来，他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学习10天，但你越关我，我越要反对你；国家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有乡干部问他：你上访花钱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邓仔生说值。“我说，小时候赶上‘文革’没读书，上访一年胜过读三年书。他问为什么，我说，第一，以前不懂政策，不懂法律，现在学习了，就当我读三年书；第二，因为现在群众不知道政策，我能够代表群众去上访，把政策要到，传到下面来；第三，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领导人，现在和这些领导人都能对话了。”干部又说，看看你家这个烂屋，会倒的，你在家多做点事，把钱积起来建个新房不好吗？“他这也是好话，但我要坚持下去，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能够让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能够让大家日子好过一些。”
经过调查，于建嵘发现，这些农民“减负代表”，年纪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上访前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
“村民在评价这些人时，称他们‘敢为农民说话’、‘敢打抱不平’，并说现在农村正因为有了这些懂得党和国家政策的‘减负上访代表’，乡镇干部才不敢过于嚣张，如果没有这些‘英雄好汉’，那农民根本就没有活路了。”
“计划生育本来是国策，可你不想生，干部还要你生哩，搞钱嘛！”
采访中，我问于建嵘：现在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了，应该好些了吧？
他答：“就我调查的情况看，虽然今年农民的税费负担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减轻，但农民的不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为费改税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强的量化性，农民看到的是政策与执行之间更大的反差，因而，对县乡政府也更加不满。”
在下边，农民告诉他：“税费改革，轻是轻了一点，但是摊分不合理，还是没有按政策办，还是在乱搞。”“虚增田亩数，标准产量过高，群众无法承受。”“税费改革关门算账，群众不知道。上级检查税费改革，基层干部请客，向上级汇报，成绩显著，验收合格，但老百姓倒霉。”“如果真按上面政策收，我们还是愿意出。但当官的自己带头违法，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出。”
农民在评价乡镇干部工作时说，他们就是“要钱要命”（收税和计划生育）。“天天吃到这里，喝到那里，应付上级检查。平时连个人影儿也见不到，一收钱都来了。”
“计划生育本来是国策，可你不想生，干部还要你生哩，搞钱嘛，这是放水成灾，把计划生育当成了市场买卖。崽还没生下，就要人家夫妻交500元押金。”
于建嵘的观点是：“乡镇干部与农民的冲突，绝不是几个农民上访闹事的问题，其中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是体制性冲突。
“一个乡镇，如果没有其他财政来源，那么乡镇政府只有从农民手里收钱，收上钱才有工资发，收不上钱就没有工资发，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成了‘要和不给’的关系。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把权力变成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成了‘掠夺性政府’，这才是认识三农问题的关键。”
于建嵘也问过农民，现在搞村民自治，既然对村干部不满，你们也可以参加竞选啊？
减负代表凌学文就说：“在下边按票数我是第一，可是选上了，他们也不让我当啊。镇里的人说，如果让凌学文在村里当干部，不但我们搞不到钱，反而还要找钱给他呢。”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
前不久，于建嵘的论文《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公开发表。
他说：“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党和政府必须严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民意，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是那些推诿责任、不关心农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无视农民抗争、甚至以阴谋论解释农民抗争、为一己私利不惜误国误民的所谓农民政治研究者。”
对于建嵘搞的这个课题研究，有人为他担心，认为他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自己也有政治风险。
于建嵘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些激动，他说：“国家养了我们这帮人到底干什么用？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发现问题并探索解决的办法是我们的社会责任，这样要比歌功颂德更有意义。”
谈起自己这几年的心境，于建嵘坦言：由最初的震惊，到如今的担忧。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中国青年报》200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