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到血液中心时还是早上，约50名年龄在20岁～40岁之间的外地民工已经聚集在院子内，他们正在这里等待前来献血的“雇主”。
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假装某单位的员工与一名民工搭讪。记者声称自己身体较差，但所在单位又要求员工无偿献血，所以想问问能不能帮忙代为献血。该民工一听连称可以，说每200毫升要480元。该民工还说，如果记者能多带几个人来，他还可以把价格降低一点。记者闻言奇怪地问：“你一次被抽那么多的血，不怕出事吗？”该民工称：“我还有很多手下，再多叫5个人来也没问题。”原来该民工还是个“血头”。
随后，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在血液中心外“卖血”的民工也分帮派和“血头”，只有“血头”才有资格和雇主谈价钱，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民工互相压价抢生意。而“血头”一般只讲价不“卖血”，真正“卖血”的是那些在其手下的民工。
在暗访过程中，一名青年男子走进血液中心，几名民工马上迎了上去，询问该男子要不要请人帮忙献血。该男子称是单位让他来献血的，但因为自己太瘦，怕献血影响身体健康，想出钱找人顶替。该男子很快就和一民工谈妥了价钱，以180元的价格让民工代为献血200毫升。两人商量好后，民工就上楼了。
记者连忙跟随该民工来到楼上，看到该民工先在3楼处的“自愿献血领表处”领了一张表格填了起来。记者发现，该民工在领取表格时并没有出示身份证和其他证件。很快地，该民工献血完毕并办完手续，到楼下把《无偿献血证》交给在此等候的男子，并告诉他自己填上名字就可以了。
随后，记者在血液中心外看到一名自称叶大姐的中年女子，向“卖血”的民工们大量派发写有自己电话号码的纸片，称自己大量收购《无偿献血证》，价钱为每200毫升100元。
记者上前询问叶大姐为什么要收集如此之多的《无偿献血证》时，叶大姐说，她所在的单位有完成无偿献血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的话会影响单位评先进。但单位里愿意献血的员工不多，无奈只好出此下策。
当记者准备离开时，一些“血头”和数名民工坦然地告诉记者，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替人献血违法，所以不怕曝光。民工们称，他们献的是自己的血，赚的是真正的“血汗钱”。
随后，记者采访了血液中心办公室主任。该主任表示，血液中心的职责是保证献血者的血液符合卫生标准，只要献血者来中心献血，中心都会按规定发给《无偿献血证》。目前，血液中心尚不知道有民工替别人献血，但这也不是血液中心的职责，而且也没有规定献血者要在献血时出示身份证等证件，所以血液中心很难分辨谁是本人前来献血，谁又是请替身献血。
有关单位给下级下达无偿献血的计划指标，本来是为了给血液中心取得稳定的采集渠道，但却没有想到，此举无形中给卖血市场提供了一个“契机”。
而完成了指标，一些单位便晋身“先进单位”、“文明单位”之列，但这一来却使无偿献血所提倡的“自愿”前提彻底地变了质。（《信息时报》2003.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