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刚刚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连办公的地点都没有找到，许多工作人员尚无栖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该代表团自然无法访问经济所，也无法同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当时该代表团是由北京大学主持接待的，曾欲邀请经济所两位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成名的经济学家参加接待，但被婉言谢绝了。因为，孙冶方在1964年就已经被作为经济学界修正主义的头子而遭受批判，从1964到1972年，经济所停止业务搞运动已经持续了八年的时间。后来，该美国代表团成员、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加尔布雷思曾困惑地回忆：“我们正式的主持人并不是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和中文教授。”
多年来，经济所的悲剧之一就是它一直处在大起大落的波动之中，而且往往成为非学术的、超经济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文革”结束以后，经济所确实又进入了她的一个新的辉煌时期。孙冶方平反了，顾准平反了，许多改革思想在这里孕育……但是，经济所的发展并没有找到一个防止大起大落的客观机制，于是，在一个新的辉煌之后又掉落到了一个新的低谷。
今天，政治运动和无关的劳动之类的干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官场、学场和商场之间的利益关系尚未完全理顺，还没有达到能够鼓励青年学子毫无后顾之忧地做学问的程度。（《北京日报》2003.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