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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晓声从儿影厂调入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文系任教已近一学年，他改行教书育人感受如何？
记者：曾经听说过，如果不是选择了写作，您最初的志愿就是当教师？
梁晓声：当教师是我初中毕业前的想法——报考哈尔滨师范学校，而且是第一志愿，唯一的志愿。那只能说是很现实的考虑和打算。当时我父亲远在四川工作，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家庭生活困难而又混乱。所以少年的我就想当一名小学老师，教语文或教体育。因为除了语文，我的其他几门功课很糟，几乎可以说是全线崩溃。若当不成语文老师，就只有教体育。在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我最喜欢的要数师生关系——不是亲情，胜似亲情。
当然，今天到大学来也有极个人的考虑。第一，长期在电影业工作使我产生一种厌倦感，每天都是谈电影，无法更好地利用和把握自己的时间。第二，我长期伏案工作，颈椎不好，现在板书，可以缓解疼痛，对身体有益。
记者：您以前也经常受邀到各大高校去做讲座，现在面对自己的学生，有什么区别吗？
梁晓声：我曾一度不喜欢到大学讲座，因为很少能讲到文学本身，讲的只是由文学展开，谈人生、谈社会等等。谈人生要问到爱情，谈社会要问到腐败，谈大学生要问到分配，这些话题几乎十年都不变。现在我已正式调到北语任教，我是在“我们自己的大学里”，面对的是“我自己的学生”，这是绝对与以往不同的。以往是三个小时之后离开，再无任何关系。而现在不是了，觉得类似恋爱关系，务须投入感情，务须有责任感。
记者：关于教学，您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梁晓声：今天的中文是一个更大含义的中文，五四时期，中文毕业当文人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不行。中文毕业必须能够从事一切和中文相关的工作，这是时代对中文的要求，也是对教学的要求。从知识结构上讲，一切与中文相关的知识、职业，都应是学生们有所了解、能够胜任愉快的事情———这是我教学努力的方向。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我希望中国有更多具有人文思想的青年，希望我的学生个个都是这样的青年。
到北语之前，我隐隐感觉到中文处于弱势，也能感觉到中文学子的沮丧，尤其在择业的时候。我想试试能不能扭转这一局面，所以我给自己确定，第一，不讲别人讲过的；第二，不用别人讲课的方式；第三，不形成一种教材模式。我在讲写作的时候，讲到媒笔、闲笔，事实上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再引回来，这样可以联系课堂内外。
记者：如何把您的创作态度和方法传授给学生？
梁晓声：我不想用自己恪守了二十余年的一套影响学生。我曾经是个专业写作者，那意味着，对于写作这件事要形成自己的想法，写作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一开始我不由自主地也想把学生培养成这样的写作者。后来我意识到，时代是不一样的，写作这件事和作家是什么关系，和中文学子是什么关系，是两回事，写作和他们将来从事工作，又是一回事。我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更自然的关系，他们喜欢写作，就像喜欢听音乐、喜欢旅游一样。他们只要通过写作这件事，发现自己原来在写这一方面也行，也有潜力，那就好，这是另一种自信心的调动罢了。我从他们的作业中看出了他们自信渐强。人每多一种自信，对未来的人生也就多一份乐观，多一份宝贵的实际能力，这才是主要的。
（《北京青年报》200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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