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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病前与儿子在一起 |
1999年11月份，我在住院处预交的那20万元入院押金快花光了，仅剩9000元，而妻手里的生活费还剩2000元。我不打算在医院耗下去，请求出院。一般而言，骨髓移植病人从移植日算起至少要过3个月才允许出院，而我才70天。
出院半个月后，我突发严重的移植后异体排斥反应，上吐下泻，胃肠道粘膜大片脱落，人很快处于虚脱状态。情况紧急，不得不马上住院。妻子胡敏和李静的妈妈把我送到了人民医院。一问，入院押金要5万元。好心的任大夫到住院处给协调了半天，但至少也得交3万元。
我的唇色越来越苍白，妻真的就要发疯了。这时，李大嫂突然说，我把静静的钱全取出来。一个小时以后，这个善良的大嫂和胡敏一起把我背入特护室。我家的所有情况李大嫂都是知道的，她当然明白我们并没有把握还得上钱。
1999年12月21日，全国上下都在喜迎新世纪。我呢，医院的账上的钱告罄了，只剩下了900元。当时一天的药费约需500元。等着我的只有一条路——停药。妻子不甘心，咬咬牙，留了100元生活费，把剩下的1150元全交给了医院。
妈想去卖包子赚点生活费，但不办手续，没有证件，卫生管理部门不允许制作食品；真要设摊叫卖，市政管理人员也不好对付。最后她想到了卖贺年卡。
妻马上跑到不远的北京官园市场把货进来了。3毛钱1张，进了200张。妈说，咱就一张卖一块钱。次日天不亮，她们便赶往北京大学的校门口。第一天，卖得了161块。妈把钱交给妻，叫她再去进200张。有人告诉妈地铁口的人流量大，她打算第二天上西直门地铁口试一试。
晚上，妈又来到病房。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室外温度大约是零下10摄氏度。妻看到妈的手，突然叫起来：“这么多血口子！”
我的心在打颤。我翻开一张贺卡，含着泪写：妈妈出去卖贺卡／在这命运的窘迫中／寒风里消失了她的身影／我的心便再也不安宁……
医院账上的钱最多还能维持二三天，新世纪的钟声越来越近，不知我能否听得到！夜里，我再次抓起笔，翻开散着点点香味的那些贺卡，让心头的话随着泪水倾泻而出：
有些人跑向新世纪
有些人走向新世纪
有些人确实在爬向新世纪
爬着的向往走着的
而您
跑着的仍然不满意
朋友啊
今天的生活已经多美丽
多么值得好好去珍惜……
我夜里写的那几张卡，读一遍，自己感动了自己，眼里很热。
猛然之间我看到了办法！
这些能让自己落泪的像小诗的东西又何尝不算喜迎“2000”呢？如此的境遇、如此的挣扎、如此的感受多么特别！而我们“喜”迎“2000”的方式又是多么与众不同！
隐约地、不确切地感到：“千禧年”会给我一个机遇，我要把我的“小诗”、我们的故事还有那些贺年卡告诉媒体！
妻子也同意我的想法，我们商定：由妻以一个过路行人的口气打电话，打给《北京晚报》的“百姓报道”栏目和《北京青年报》的“热线传真”栏目。妻说：
我是一名过路行人。在西直门地铁口，一位老妈妈看着一堆“千禧卡”正在叫卖，她是淌着眼泪在迎接新世纪。她的儿子患了重病住在医院里，断了钱，他没有力量迈向新年了。母亲卖这些卡是为了儿子。
那一张张贺卡上写了字，是他的儿子在病床上写下的。编辑同志，让我把卡上的那些字念给您听好吗……
《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很快就到医院采访了我们全家。1999年12月23日，《北京晚报》在头版位置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故事：绝症患者发出千份世纪祝福。
病房门前的人多起来，捐款的，买卡的，妻应接不暇。妈又去了地铁口，她要为儿子卖完千张贺卡。
我们全家上了《荧屏连着我和你》节目。次日，主持人田歌、记者张鹏找到北京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田歌老师说：虽然朱金平现在账上没钱，但我们正努力帮他筹措，希望医院能把他当个特例，不要停药。那么多观众、读者都在关注着朱金平的命运。
田歌老师个人捐赠1万元，她又动员她的好友、著名舞蹈家沈培艺女士捐了1万元，加上其他义购、义捐款，一共是6.1万元。我活了下来！
我是溜进21世纪的。新世纪的曙光也有我的份！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骨髓库，我将为此投入新生命的全部精力。
（《我的求生传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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