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的用意当然不错，但此举的作用非常有限。
以常情揣度，像张瑞敏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在青岛市看病挂号、交费恐怕并非什么难事，医药费对于他们个人以及所在企业也不会是一笔沉重负担。既然如此，给予他们“优诊保健”待遇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就显得微不足道。
由于历史或某种特殊原因，任何一个社会都免不了存在少数“特殊群体”，但是笔者认为，一个努力实现公平公正平等的社会，拥有某种特权的“特殊群体”越少越好。如果优秀企业家享受特殊待遇，那么优秀工人、优秀农民、优秀教师等等是否也应该享受特殊待遇？特殊的人太多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如何体现，人人平等又从何谈起呢？（《深圳商报》2003.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