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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在北京一处工地蔡平摄 |
除了埋头打工挣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念想呢？
张志强今年35岁，16岁初中毕业那年，从老家四川南充出来打工。之所以没念高中，是因为父亲给他和弟弟算命，他测得的是木材的“材”，只能出外挣钱；而弟弟测得的是人才的“才”，可以接着念书。
当地老百姓疼爱小儿子，弟弟被娇生惯养，不好好读书，初中没考上，也出来打工，20岁那年，在广州犯罪被判刑10年，后因表现好减刑3年，2000年出狱，又在外面找了个读卫校的女学生未婚同居，结果生了个小孩。后来弟弟把孩子往家里一扔一走了之，从此再无音讯。
张志强的姐姐出嫁后，因和公婆吵架自杀了，留下个小男孩才6个月，也扔在家里。
张志强1990年结婚，1993年和老婆一起到广东打工，老婆在一家鞋厂干，总是得病，每年挣的钱只够吃药的。张志强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老婆得的是职业病，苯中毒。
1997年，老婆在厂里和一个陕西青年好上了，后来竟扔下年幼的女儿，跟人家走了。张志强经过几个月的劝说无效，只好提出离婚。至于他们的女儿，怕和母亲在一起传染，也扔到了张志强家里。
我听得头都大了，对张志强说：“你可真不顺，家里这么多人都要你管。”
他说：“还不止这些人呢。”
父母催着张志强再找老婆，张志强觉得外面的女孩不可靠，又在家乡找了一个，这女人带有两个孩子，家里很穷。
张志强说，我给她家还了5000元的贷款。她父母都70多岁了，我要管，我除了父母还有一个80多岁的奶奶，也要管。我现在是上有5个老人，下有5个孩子，整个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们那里种地是挣不到钱的，除了上交的，能够全家吃饱就不错了。
出自这样的家庭，又是这样坎坷的命运，张志强除了埋头打工挣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念想呢？可是他不，他要有尊严地挣钱。
“我跑法院跑了10次，最后却让我得不到劳动所得”
我问他：“听说你在各地打工受到过种种盘剥？”
他说：“不是的，在全国各地打工不管挣多挣少，最后都能给你，只有在北京例外。我从去年6月到今年3月，干了4000多块钱的活儿，只拿到2000多元的工钱。现在在这个工地干，还要年底才给钱，这是不合理的。劳动法规定要按月发工资，我一定要反抗。
“为什么北京的劳动局不监管这些用工单位？你是首都，你是中国的一个形象，劳动局不管我们找谁呀？上法院我们打不起，没有钱没有时间没有人力，而且也不懂法律。我要的是我本来应该拿的钱，我们就像关在笼子里任人宰割一样。以前别人说我不信，我现在就是要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年底是不是能拿到我该得的工资，如果没有，我就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起诉劳动局不作为。”
去年6月张志强来北京，最初给一个装饰公司打零工，当时让他们在一个超市前面的街道上铺地砖，说好每天40元。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9点，1天15个小时，张志强和另外一人一起干了3天，累得坚持不住了，张志强要求增加工资。他对老板说，你给我们加一点就给你干。对方不给加，张志强他们就不再干了。当时是口头协定，说完工后给钱，但对方连他们两人干了3天的240元都不给了。
张志强说，当时是7月份，劳动法规定，凡是超过3个月不给工资就算拖欠。于是张志强首先找到这个区的劳动局，对方说不受理个人投诉。他又找到这个区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人家让他直接上法院。张志强说法院可能不受理，这个仲裁委员会的人就直接给法院打了个电话，结果就受理了。
张志强说，我们这件事应该先仲裁，仲裁不成再上法院，但他们根本就没给我们仲裁。11月9日，张志强将装饰公司告上法庭。他以为，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拖欠工资的案件。
法院11月21日第一次开庭，开庭过后，说1个星期给张志强判决书；1个星期后去找，法院说还没有出，让他再过1个星期；1个星期后张志强再去，法院说不会超过12月20日；到了12月20日张志强又去，法院说还没有，说你挂的是2003年的号，要等到2003年才能拿到；到了2003年元月5日张志强又去，法院把判决书给他看了一下，说出现了问题，你是给这个公司干，但是你起诉的是公司经理个人，但据调查这个经理不是法人。
2003年元月，法院再次开庭，被告出示了发包方的合同，又有了新理由：第一，被告说他们所做的工程有1年的保修期，如有质量毛病要进行维修，所以发包方扣押了一些资金。第二，张志强的公司是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所以应该由法人代表给张志强他们工资。
张志强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在2000年，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已经给这个经理写了委托书，称一切行为都由经理负责。我当庭质问他们，这个委托书究竟具备不具备法律效力？法庭没有正面回答我。”
第二次判决拖到2月17号，张志强拿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写，被告为该公司经理，其与原告间的行为应为法人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个人承担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裁定驳回原告张志强起诉，诉讼费用50元由张志强负担。
张志强说：“这么简单的案子一定要拖我3个月，我跑法院跑了10次，最后却让我得不到劳动所得，如果这家公司欠我几十万几百万元，这样拖3个月，它可能破产可能垮台可能转账可能出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这是我自己的基本权利，也是北京近百万打工仔的基本权利”
张志强说：“老板不给或少给，劳动局也没有负起监管的职责，你劳动局就是坐办公室而不下去调查你这个片区的工人的状况吗？我们那个工地95％以上的工人都是外地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外地人，你们的工程怎样建起来？北京政府部门对我们漠不关心，我们又投诉无门，于是我就想，如果我花几千元请一个律师，专门来告你这个劳动局，就以这个事件起诉你来引起社会的反响，整个打工仔群体来告劳动局不尽职责，就算最后败诉，效果也出来了。我的力量单薄，钱也有限，但我还是要做一下这样的工作，为我们所有的打工仔的权利。健康福利的要求我们一点没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劳动所得。”
从来，城里人都把自己放在外地民工救世主的位置上，是我们给了他们生计，给了他们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程，他们不是还要在家种地吗？但是现在，张志强把这个关系纠正过来了，他在理直气壮地质问，他在声张自己的权利，他甚至要起诉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了。他在问，我们这样任人宰割，究竟是谁的错？！
“这里给你们上保险了吗？”我问。
“不知道，不仅如此，我们在这里的劳保用品，也要到年底在工资中扣掉的，像安全帽、手套等。”他说。
“还没到年底，你怎么知道会在工资中扣除？”
“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反正是只要你享受到的都要扣除。但是法律规定，有些是应该由公司提供给劳动者的，而他们全部都要算到劳动者的头上。”
他不说自己是民工，而是劳动者！这让我格外激动。
“比如这个暂住证，他们办没办我们不知道，反正是扣了钱的，我们也没有看到。所以我要干到年底有个亲身体验，我要为我们农民叫屈，如果我体验完了搞不成，我只好自认倒霉。一个固有的形式，你把它推翻肯定需要许多力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的目的就是通过我的体验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尽我的能力扭转它。
“本来这应该是政府来做的，你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就是监督，不履行监督职能你叫什么行政！结果它动不动就让你去法院，我到法院发现打官司的人太多了，要排队登记。而我们这件事本来不需要打官司，就是劳动局有名无实，他说你不服就去告，我们欢迎你告，它这样就等于把自己的职责甩掉了。”
“我写，是为了改变现状，能改变多少就改变多少”
张志强告诉我：“我正在写一份建议，是改变工地生活条件的。第一，食堂条件太差。第二，周边环境太差。第三，菜价偏高。我总共写了7条。我们是劳务公司给我们充卡在食堂打饭吃，年底扣我们工资。我们每天伙食最低7元，有时10元，原来的工人到年底每天扣了他们10.30元的饭钱。工地食堂是不应该赚钱的，它应该按成本给我们计算，但它的菜价却高于在外面买快餐。我长期在外面打工，对这些问题很敏感，对街上的菜价也细致了解了一下。就是说它整个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工人的福利。”
我以为他要说要求改善伙食了，结果我又想错了。
“我一直在思考，我准备去买一本关于税法的书。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且要诚心纳税，现在这个管食堂的我给他算了一笔账，他承包这个食堂，按物价局规定只算他从我们每人身上赚两元，我们工地平均1天有5000人用餐，一天就可以赚1万元，1个月就可以赚30万元，1年就可以赚300多万元。我又为北京市算了一笔账，整个北京市建筑部门4月份统计民工是100万，这么多钱的收入他们给国家纳税了没有？”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管那么多事儿？”
“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太穷，你老板赚这么多钱，你整天潇洒消耗太大了，你有这个义务给国家拿一点钱，不是给我。既然你以盈利为目的，就要给国家纳税，国家执行这个税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进行统筹安排。我在北京买个旧单车换新牌照，都要纳税的，银行存款也要交税。北京的情况太令我失望了，我现在有点怀疑，就是你们报道的效果不是很大，一下扭转过来还是很难的，所以我自己还要做，我现在正在写民工生存报告，写一个中国农民的苦难。”
天哪，这还是我原来想像的那个外地民工吗？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说，没有人会替我们说。现在我还在写一个有关我们这个工地厕所的建议。工地那么大，却没有厕所，而且我们的住处厕所也很少。我不知道工地的管理人员想没想过，这5000多人在使用这个厕所的时候，够不够？在工地上厕所，至少要走1公里路。去年我一个老乡在一家工地大便，被保安抓住，结果让他捧着大便在工地上游街示众，然后罚款2000元。我们这个工地今年也有这样一起事情，但是这个民工跑掉了，因为他1年挣的都可能没有2000元。我就有些抱不平，是你没有合理的规划，没有足够的厕所数量，工地这么大，楼房一盖就是二三十层，怎么可能干活当中再下来跑到1公里以外去上厕所？而且这个事情是人自己没法控制的，这完全是因为你在规划时没有给我们合理的生存空间。人家没办法了，你还罚人家2000元钱。我们一进工地就对我们说了这个罚款数额，我本来想找那个跑掉的老乡一起到甲方办公室理论，结果他先跑了。我想问问甲方，到底该不该罚？我还想知道，你罚了我2000元，你拿这钱去做什么了？你有什么理由和法律依据罚我？如果说这是你的内部管理，那么是否上报了劳动局？是否合法？我认为这是变相侵吞劳动者的工资，是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法收入！”
我发现，在整个采访中，我一直都在为他担心，而他却始终无所畏惧。
“有一次我和我们现在的经理聊天，他说，现在是我求你们，把你们叫爷爷奶奶都行；年底你问我要钱的时候，你就要叫我爷爷奶奶了。我说你这话太差劲了，到年底你不给我工资你就是犯法。他说，那你就试试看吧。我说，那你是没有遇到对手。他说我搞了这么多年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我劝他：“你还是别跟他较劲，先拿到钱再说吧。”
他说：“我不怕，如果他不给我钱，是他犯法不是我犯法。劳动法就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维护，不合理的状况就永远无法改变。”
我没有再说什么。张志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城里人可能就叫他民工，他称自己是劳动者，而我面前是一个中国公民——比我们很多人都更合格！（《中国青年报》2003.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