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回顾中国改革的20多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动作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原因之一是那里与外界沟通方便，有着开放的自然基础。新世纪伊始，西部又被列为开发的重点。这种走势是为了大局。”
但东北作为中国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公有制”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毛寿龙分析说，如果过早地对东北进行改革，势必事倍功半。但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推行了11年，人们已对改革的方向达成了共识，所以现在对东北进行改革，有关争论会小得多。
在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李凯看来，东北的地缘政治状况也是这次改革的背景之一。目前，中国对俄罗斯、朝鲜、蒙古这些邻国都采取了“做好邻居”的外交政策，这为东北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在谈到东北改革的经济背景时，李凯认为，尽管我们现在提出新兴工业化的道路，但新兴工业化和传统工业化最基本的属性是一致的，仍然是以重化工业为基础。
“大国起飞时可能有不同的路径，但必须有完善的工业化体系。从政治、国防来讲是如此，即使不考虑别的，只考虑我们本身的经济安全，也应该有重化工业为基础的体系。”李凯解释说，“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是集中全国力量搞重工业；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矫正，又到了另一个关节点——20年产业结构有一点‘矫枉’的兆头，有向轻型化、下游化、消费者化倾斜的特征。这下矛盾又暴露出来：材料工业开始上来了，但装备工业和其他重工业没有上来。即使没有国家产业政策，产业规律也会对促进上游产业提出要求。”
东北当地的一位官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前三极”——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塘地区，发展重化工业的基础和条件不如东北。“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在未来20年内实现现代化，其中包括工业化”，他说，“这也就是中央拟把东北作为经济增长第四极的重要原因。”（《南方周末》2003.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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