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辛酸，屡遭坎坷，却活得充满自信、痛快幽默
●生活在城市却不属于城市，来自乡土终将回归乡土
休完产假准备上班，这才发现自己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身处现代化的北京，可找保姆比找对象都难！邻居12个月换了11个保姆。我们一个月内也已经换了两个保姆，包括老家来的亲戚。情急之下，我们决定到家政公司抢也要抢回一个保姆来。
家政公司里来应聘的还真不少，可我们都不满意。最后，工作人员领进来一个，说“这个包管你们满意，以前还有人家为抢她打架呢”。我们一看，这女的三十出头、瘦而利落，眼睛看人的时候很直接，从神情和穿着判断不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来的。“我是甘肃庄浪的，叫马调过。”她大大方方用普通话介绍自己。“马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怪而拗口的名字，感觉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我妈连生俩闺女，到我起这么个名字，是想调过来，下一个果然就是个男孩。”原来是个挺灵验的名字。我跟丈夫相视而笑，“就要她了。”
第一天上班，她就把我们震了——非常职业化。干起活来有板有眼，而且不用交代，进门就洗手、换鞋，连衣服也换——她居然自备有工作服！接电话一定先说你好；替我们买东西一定开发票，哪怕是一双筷子；而且极有规矩，做事前先问清楚主人的喜好和习惯，从不对我们交谈的私事插话，甚至自带卫生用品。在保姆尚未职业化的今天，如何处理与保姆的关系常令人尴尬，难得是她做这一切都很自然，即便在我们建立了深厚友情之后。而且她善于积极沟通，特别注意表达方式。涉及到一些关键问题，她会大大方方问你：“我哪儿做得不对？”这种直接明确的问话有一种现代气息。我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再也不需要如待客般犹豫要不要告诉当保姆的亲戚不要把瓜子皮扔在地上，也不必再自己亲自扫地扫到保姆脚前，然后低声问“你抬一下脚好吧”？现代城市家庭要的保姆已经不是干力气活，而是能够适应城市生活、有文明习惯、具备沟通技巧、有良好心理素质、家政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保姆。
她极能干肯吃苦，每周六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白天一个人带孩子，孩子睡觉的时候帮我们收拾屋子。有一次，我们俩都要上班，公公婆婆和他们的朋友带着两个小孩子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她处变不惊，一个人边带孩子边把一大家子客人照顾得得体周全，还做了一大桌子丰盛的菜肴。
时间长了，我发现，她虽然贫穷却很有尊严，待人接物非常自信，不卑不亢。如果你送她什么东西，她并不忸怩，她还会回送你一些小礼物，似乎在传达一种信息：我们是朋友，我不是被扶助的对象。问她的生活她总能告诉你有趣的事。
她还是个心气儿高爱漂亮的保姆。穿着一双漂亮的高跟鞋，“还是个名牌呢，不过不是一对儿，甩卖的时候买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起初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来上班的马调过要穿高跟鞋，能看到她的充其量是几个路人。后来发现她很注意仪表，甚至还力所能及的赶时髦。她告诉我每天回家不管多累，一定要拖地、洗衣，第二天一早小夫妻出门时都是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
每次出门，即便是普通的几件小衣服也要把宝宝搭配得出彩，令人眼前一亮。她总笑一些认为孩子小用不着打扮就让孩子邋遢着出门的家长。我渐渐认识到，这个不识字的保姆给了我们宝宝人生中最初的可贵影响，那就是一种积极的做人态度。
她还具有西北人的乐天和幽默，心理素质很好，爱说爱笑，无论是玩还是打扮小孩子，都极有创造性，没有一些所谓的“幼儿潜能开发课程”的那种死板。她既鼓励孩子与他人分享也鼓励竞争，有时孩子回到家小嘴还在叫着“抢啊抢啊”，令我们哭笑不得。孩子原先十分严肃，现在则是开朗大胆的，小脸上经常有一种很有主意甚至洋洋得意的表情，有些眼熟，仔细一想，是小马同志特有的。
相处的时间长了，断断续续了解到她在北京的打工经历。丈夫老郝10年前来北京打工，马调过第二年来京，带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在农民房里居住，第三年送孩子回家，她想丈夫，又不愿在家种地挣那可怜巴巴的糊口钱，一咬牙，自个儿上了北京。不识字，也没有亲戚，但勤快爽利的她有17岁就在兰州打工的经验。她就自个儿骑辆单车满世界打听。她所有的工作都是这么找到的。
第一个活儿是在三里屯一家当保姆，看一个小男孩儿，月收入600元。从孩子三个月一直看到两岁多。说来有趣，前一天在街头与一个开着小车的人撞在一起，车主训斥马调过，调过不服气，明明自己没有错，凭什么欺负人，就因为自己是乡下人吗？她理直气壮与车主吵了起来。第二天，调过摸到一个家政公司，正好有人找保姆，调过去面试，一抬眼正是昨天吵架的人，那人看见调过也笑了，“孩子跟着你不会胆儿小，就你了。”工作的经历是愉快的。小夫妻很忙，喜欢调过的朴实谨慎，经常一走几天，把家都交给了她。调过爱孩子，喜欢干活，又心灵手巧，很快，她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蒸螃蟹，还学会了营养配餐。城里人的一切文明习惯她都积极吸纳着。
第二个活儿还是当保姆，但只干了一个月零四天，调过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在第一个月零四天，这家老爷子抱住调过想占便宜。“我给了他个大耳光，说把钱给我，我不干了！”调过说，家政公司里遇到这种事儿的女孩子还有不少，有的害怕，就忍了。
第三个工作是在一家面包房做面包。月收入450元。平时老发面包，开始调过很高兴，但到开工资的时候老板板着脸说，已经发过面包了，还发什么工资！
第四个活儿在一家洗衣店洗衣服。工资800元，两个人看一台机器。要上夜班到夜里一两点。但发工资当晚就遇到打劫，调过事先把钱藏在鞋里，老练地把新买的自行车往地上一扔，“新买的，拿去，要钱没有！”但打劫的更老练，“把鞋子脱下来！”调过头上被砍了一刀，丈夫老郝说什么也不让她去了。从此，调过就只干保姆不再干别的活儿，在家政公司挂上了号。
来京八年，最惨痛的一次经历是2000年，调过和老郝准备第二天往家寄的一万多块钱被偷走了。“一万多块，相当于做保姆一年半的工资呀！”一起被盗的还有调过平时舍不得穿的皮大衣和结婚时老郝给她买的金项链。两人心痛得整整一年缓不过劲儿来。调过怀疑是房东的儿子干的，可又没有证据。于是，两个人只有搬家。一次失窃一次被劫，调过和老郝从没想过报案，“城里人哪会管我们的事儿。”他们认为。
还有一次被抓的经历。哪一年调过已经忘了，只记得是在一家做保姆，5月的一个早晨，调过正在上班的路上，过来几个联防队员，查暂住证，一阵推推搡搡中调过的证件被撕成两半扔进河沟。调过被抓走了，送到郊区的一个地方。“男女分开，一院子人，嗡嗡的，像苍蝇一样。”被抓的还有不少小姐，“裙子特短，里面什么也没穿。”“我怎么跟她们一样成了坏人了？”调过描述着当时恐怖而混乱的印象。每人每天发两个黑黑的窝窝头，调过觉得脏，没有吃，只到厕所里的水龙头边喝水，整整饿了四天。院子里有卖饭和水的，但不找钱，给100块也只给一瓶水。调过连吓带饿晕了过去。有人喊来管理人员，一桶凉水浇在脑袋上，“装的！”还有一个女管理员照调过身上就踢，调过求饶：“别打我，我给你们承包院子，扫院子好不好，别打人呀！”
民工们被搜身，搜出的东西尽数扔进垃圾筐。调过偷偷把钱从钱包里拿出来藏在鞋子里，把空钱包扔进了筐子。调过被告知给家人打电话，交1000块钱可以把人领走。心疼钱，没打。4天后，和另外一群民工给拉到火车站，说是去大连拉沙子挣路费。调过单纯的心里混混沌沌闪过一个念头：还没去过大连哩，去瞧瞧也好。车开出北京，调过有些怕，哭了。她把身上藏的250块钱拿出来给了押解员，得以在离京不远的一个小站偷偷下了车。钱没有了，怎么回北京呢？只好沿着铁路捡空易拉罐和饮料瓶卖钱，一路捡一路卖，等回到住的地方一照镜子，浑身上下都是土，脸也黑乎乎的，一向极爱干净的调过放声大哭起来。
老郝从甘肃来京打工十年。第一年在城里挖沟，第二年开始在城区亮马河附近的一个车行洗车至今。
老郝是单位的顶梁柱。洗车、保养车样样是好手，人勤快又憨厚，老板给他的工资最高，起初是几百，2000年以后有一千多块了。但付出也不少，十年来天天早上六点出门上班晚上七点下班，过年也只歇两天。
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孩10岁，男孩8岁。一个叫宁宁、一个叫彤彤，是“按城里孩子的名字起的。”在京十年，他们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回去过年。每到腊月该给孩子买新衣服的时候，马调过都要哭上几场，因为她不知道孩子有多高了。女儿很懂事，打电话来，“爸爸妈妈不回来也不要难过”，然后又嘱咐“妈妈不识字，在城里出门要小心啊”。调过给我算着来回的路费，从北京到银川，硬座要90多块；从银川到庄浪要坐汽车，到村子又得坐车，来回要五六百。
常年干体力活，两人的身体都不好。
他们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外一个叫辛庄的地方。在京这么多年，也曾辗转搬过好几次家。但总的来讲，属于城市近郊，城乡结合部。这也是大批进城农民的主要栖居地。他们住的农民房一间200元／月。房间很小，除了一张床、一个木箱、一张饭桌，刚好站下两个人。冬天用电褥子和煤炉子取暖。看病有私人小诊所。两个人一个月的花销在600元上下。
前年夏天，调过和老郝用这几年打工的钱盖了七间瓦房。盖房花了近3万元。借了别人1万多，至2002年底，还差2000多块钱没还上。
平时一有钱就寄了回去，孩子上学加上日常花销没攒下什么钱。调过说，房子是请村里人盖的，沙子不费钱，是从村外河滩上拉的。
庄浪老家还有9亩地，其中6亩种小麦，公公一个人看着两个孩子，忙不过来，就把地包给别人种。家里还养了一头驴，是用来耕地的。调过说，不用牛耕地是因为“牛吃得多，驴吃得少”。
一斤麦子四毛钱。调过的一个同乡说啥也要来北京找工作，就因为“一千斤麦子才400块”。
来自乡土归于乡土。调过和老郝终有回乡的一天，老郝已经在计划着回乡后的生活：调过在家务农，照顾孩子。他到兰州继续打工，体力不行了还可以干别的，听说倒发票能赚钱，老郝的几个同乡已经在从事这种违法营生。
不识字给调过带来的困扰，虽然可以用她的聪明弥补，但一个素质绝佳的人没有文化，从而失去了人生大步提升的可能。
问她为什么不读书，调过回答，“喜欢放羊不喜欢读书，小时候第一天去上学被打了一巴掌就再不去了。”
“那你孩子呢？”
“我闺女爱读书，儿子不愿意，也喜欢放羊。你们不知道，村里老师讲得不行，没法跟你们城里比。”
虽然丈夫想回家，但调过仍希望留下。留下，才能给孩子们挣充裕的学费，才有希望有一天孩子也到城里上学，也坐办公室上班。但是贫弱的乡村教育真的能实现调过的梦想吗？
（《经济日报》20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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