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瑞峰说，群众有冤屈，老百姓有难题，他们总得有说话的地方呀！老百姓心中有话，明说要比暗说好，说比骂好。老百姓愿意出来跟你讲话，是因为老百姓还相信你，相信这个党，相信着我们这个政府，相信我们这个纪委。我们这个在广场上的“阳光投诉”活动，每星期一次，已经有几年了，纪委的同志们从早晨开始就坐在那里，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危难，效果很好，到今天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件”。通过群众的“阳光”上访，我看到的是我们党执政有希望，执政资格非常充分。
姜瑞峰说，做纪委书记，做监察工作的同志，都一定要有牺牲精神。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一个纪委书记可能“以多种形式牺牲，在不同程度上牺牲，更可能会不明不白地牺牲”。世界上的事情在那儿明摆着，查谁谁不愿意。你的工作老是在找人家的茬，人家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好，在单位里你的选票就少了、就没了。人家干吗投你的票？
我是个“三无书记”。到现在，我这个市纪委书记，不用手机。因为石家庄市“整顿手机”这件事情还没做完，我就不用手机。市里有规定，哪级干部公家给配手机，但就有企业给不该配的干部买手机，还给报手机费用。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配手机，还不是看上了你手中的权力？我完全可以不这样“绝对”地对待手机，但我为了不引起闲话，我就不买、不用。
在介绍我的文字里，说我是初中文化。但是在我档案里是没有任何文凭的。我从小家里非常穷。13岁就踏入社会参加工作，14岁的时候，政府为了照顾我家的生活，把我正式招了工。现在社会上可以拿文凭的地方多得很，出几千元钱，省外的省内的，本科的研究生的，什么样的文凭都能够办到。也真有不少人那样去做的。我不，我是个啥文化就是个啥文化。我没上过那个学校，我没见过那个老师，人家干什么要发给我文凭？那是卖钱，卖的是那张纸上的那个图章。
我没出过国。到我这个级别，出国不是难事。但我是农民出身，我知道农民的辛苦。一个农民种一年地，除去种子、农药、化肥花去的本钱，现在一年的收入也就300元左右。我出一趟国，大概要花3万元，这就是说100个农民忙活一年，就供我出去走一趟。我不能这样做。
对搞腐败的人，我这个纪委书记当然是黑脸，对老百姓、对朋友，就都是红脸了。电视剧《黑脸》播放了，那个艺术加工可把我害苦了，我是实实在在地“牺牲”了一回。人家看了以后说：这个姜瑞峰，六亲不认，油盐不进，老婆的死活不管，孩子的前途不问，“太冷”。真实的姜瑞峰和电视里的那个人，不是一个人嘛，那是“捏”起来的“形象”，那不是我。后来，在多年的工作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我，也认可了我，就说了句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姜瑞峰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坏嘛！（《新民周刊》2003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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