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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打工者都是怀揣着梦想上路的，流动让他们成了自由人。 他们和农村疏远了，他们期待未来的同时，对爱欲的期待也提高了……
布吉镇，深圳市重点卫星工业镇，100平方公里的面积内共有1550多家工厂企业，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工厂森林”。巨大的市场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麦浪般此起彼伏的打工者。现在这个数字是47万。
在一个人均年龄只有27.4岁的年轻城市，青春是这些流水作业的工人们最大的资本。然而，青春不仅仅意味着可以透支的体力，更意味着憧憬、躁动、爱与被爱的渴望。
刺耳的铃声突然打破死灰般的沉寂，整个走廊顿时喧闹起来。一群穿同样短袖衫的女孩、男孩拥向一间昏暗的大屋子。不同于校园的是，这里的喧闹，只有脚步声，没有说笑声。
走进屋里，所有人都快速地坐下。四五排桌子上排列着一台台显微镜。很多只手开始动作：拿起晶片，夹固好，对准显微镜镜头，右手握着类似钢笔的工具，在细小的晶片上，逐一地点起来。
康元厂是一家专门生产发光二极管的工厂。这是生产车间里一道工序：固晶。他们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早晨8点上班，12时10分下班；中午1时40分上班，5时40分下班；晚上6时加班到9时。周而复始。
一张异常洁净的脸：杏仁般的眼睛透出光芒，紧嘟嘟的嘴巴微微向上翘，笑的时候，嘴角边还会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像个城市里纯真的女学生。
可是，坐在操作台上的时候，她看上去和周围其他人没什么区别：毫无表情的面孔，机器般有节奏动作的双手。她叫阿莲。
17岁就从老家四川内江出来闯深圳，那时阿莲初三还未毕业。从小生活在小村庄，阿莲一直恪守祖辈的教导：女孩子行为举止不能太过随便，否则会遭到别人指点。而眼前的阿莲，已很难让人想象她曾是个不敢和男孩说话的农村女孩。
“起初还有点害怕，不过出来闯荡后，才什么都知道了一点。”阿莲常设想，如果家里知道她在外面的生活，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她指的“事情”是未婚同居。
19岁的阿莲和男友在厂外租了间约10平米的小房子。为了了解有关的性常识，阿莲曾专门跑到附近的书店泡了一天。“开始很担心怀孕，但每次他都主动使用安全套。”说起这些话，阿莲落落大方，尽管她的脸看起来还有些稚嫩。
与同伴相比，阿莲算是快乐的，她的双眼传递出这个信息——那种恋爱中女孩特有的神情。阿莲的男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尽管如此，阿莲对两个人最终能否在一起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只要眼前在一起开心就好”。
毕竟，大多数在工厂里打工的女孩子还没有阿莲眼前的这份“开心”。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背景大抵相似：来自农村，高中以下学历，女孩占大多数。除了来自广东省内各县，其余以四川、湖南、广西、江西四地居多。
在布吉镇，很多打工者都称工厂为“安全岛”。工厂地处深圳关口外，治安比关内要乱得多。好在工厂普遍是高墙院落，铁门紧闭，感觉安全一些。
只是，安全保证的同时，情感也遭遇密封。“感觉很孤独。”康元厂一位女工颇为无奈地说道。她今年26岁，吃住都在厂里。因为害怕厂外“混乱”的世界，很少出去闲逛。“我工作的那条流水线，清一色女同胞。每天除了机器，几乎不需要和人交流。下班直接回到宿舍，又是女儿国。如果不出去走走，甚至整天都见不到一个男性。”
康元厂有100多名工人，其中男孩子不到20人。这类“阴盛阳衰”的工厂在深圳比比皆是，有的工厂男女比率甚至高达1∶9。
手里捧本名为《怪怪娇妻》言情小说的阿兰，前两天，刚吃过隔壁宿舍一个女孩发的“拖糖”。一旦两个人在工厂里发过“拖糖”，就意味着向大家宣布恋人关系。或许对这个经常流动、生活不稳定的人群来说，结婚太过奢侈，只有庆祝“拍拖”（谈恋爱）了。
今年已经吃过6次“拖糖”的阿兰，每吃一次就觉得心里“酸”一次。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会忍不住去想：如果有一个同乡男孩，和我在一个城市打工，相距不太远，下了班两个人牵手散步，边走边聊，哪怕他长得不怎么样，挣钱也不多，我都乐意嫁给他！
不过，梦想终究只是梦想。工厂里女孩子们的业余时间通常是这样度过，“一个人躺在床上或坐在床边，听收音机，来回翻阅言情小说，好像找不到事情做的样子。”阿兰说。
布吉镇的工厂里有种说法：一包瓜子就能把女孩“搞掂”。因为“好想谈恋爱”是大多数花季少女的心声，赶上公共假期或者节日，她们渴望被关爱呵护的心思就更热切。还有一种说法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会就要倾情奉献。
所以在布吉镇的工厂，男工们都被称作“宝贝”，通常是二三名女工同时喜欢一名男工。康元厂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两个女孩为争夺一个男孩大打出手的事情。有了很大挑选余地的男孩们，下了班聚集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哪个女孩最靓；最近又在和谁“拍拖”；如何把女孩“搞掂”。
阿莲最好的两个女伴也都和男友住在一起。其中一个女孩，开始和广西人“拍拖”，半年就分手，很快又和一个四川男孩住在一起。厂里一些已婚的女工们都不免会叨上几句：“刚出来头两年，老想这些妹仔怎么这样开放。现在见多了，太正常了。”
阿莲告诉记者，在厂里也有玩得很疯狂的女孩子，以来自湖南、江西两个地区的居多。“她们经常去蹦迪，跳交谊舞。舞场里非常混乱，不过能结识很多在社会上混的人。”工厂外面，沿街布满各类商店小铺，整个镇子看上去很繁华。镇上本地人口不过才几万，做生意的居多。
即便晚上加班到9时，这些“玩得疯狂”的女孩子，还会禁不住诱惑，精心打扮一番，跑出去。她们有的被打工仔或者老板包养。其中也有走上歧路的。
通常在生产车间里，如果按劳动数量计发工资的话，这些打工者月收入少的700－800元，多的1100－1300元。而从事性交易的话，一个晚上很轻松就能赚几百元。工厂附近的舞厅、卡拉OK，就潜伏着专门联系这样交易的人。
不久前，深圳当地媒体专门派记者到工厂暗访，了解到在有些工厂，女工多数有性经历，有的甚至多次堕胎。
“有个厂子的女工一般每个月至少拿出近1／4的薪水来买避孕药具，而她们的薪水也不过在300元至600元之间。”深圳市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人员武清萍说。
在记者接触的打工者中，将近80％左右的人都表示最终是要回到家乡寻找配偶，他们普遍认为外面的感情不牢靠，“有时候甚至连对方是否结婚了，都不知道。”康元厂里大多数女孩子表示不愿意找本地人，“广东男人大男子主义，看不起外地人，有些仗势欺人。”
每年春节过后，是工人们大规模流动的一个“坎”：有的不能忍耐外面的艰苦生活，返乡后就不再出来；有的通过熟人关系，跳到别的厂去结识新人；也有的回家得以和家乡恋人或另一半团聚，返城后发现怀孕，准备生孩子的只好辞职回家，等生完孩子交给父母抚养，自己再出来。
农村人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使很多打工者都有这样的心结：盖房子。这也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最大信念。出来打拼几年，首要是挣钱，等攒够一笔钱就回家乡盖房子。盖房子少则花七八万，多则十几万。
然而不少打工者早就攒够了盖房子的钱，却迟迟没有回去。
出来两年半，阿莲很少回家。她说家乡门前有条小河沟，下过雨后整个村子的路就变得泥泞不堪，“那里经常停电，回去后无所事事，很无聊。”
18岁的广西女孩燕儿再也不愿意过原来那种整天对着太阳，在地里晒得像黑炭一样的生活，“我妈妈16岁结婚，17岁生我，我的小学同学也都结婚了，她们整天想着柴米油盐的事情，把我烦得要死。每次回家，村里都是风言风语地议论，是不是嫁个香港人，或者有钱人？”燕儿每次回家，逢人就说有男友，“反正他们也不知道真假，要是说没有，才不会有人相信呢。”
深圳的摩天楼、购物广场、熙攘的车流人群取代了他们对乡村的记忆。
近年来外出打工的人群当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现在，每10个农村流动人口中就有4个是女性，其间未婚者占绝大多数。如果以此比例推算，专家估计，中国有3000万到4000万的农村女性在城市中流动。在她们中间，一个未婚的大龄群体已经出现。
中国社科院谭深等人的研究表明，无论男女，只要进入城市，他们对婚姻爱情的期许都提高了。同样是期待的提高，在女性这里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突，越是优秀的女子身上，这种冲突也就表现得越充分。
一般来讲，男孩子城市化的程度慢一些，通常在3年之后，看起来他还像个农民工。女孩子在8个月之后看起来就像城市人了。这时她可能比城市人打扮得还要妖艳一些——零点调查公司研究员袁岳这样说——因为适应城市的能力不同，进入城市的农村男孩和女孩日后的婚姻走向也大大不同。
男孩子在城里找到婚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更多是返回乡村去找一个女孩结婚。进入城市的农村男孩可能找到家乡比较好的女孩。一个农村男孩的期待不会和他的现实婚姻产生多大冲突，对他而言，职业地位的提高、机会的增多意味着婚姻选择的多样性也比以前增加。
而一个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女子，一般来说不会回乡去找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男子，她们会认为他们“土头土脑”。通常进入城市的女孩子心就高了，不大可能回村去找了。她们有几种选择：一是选择城市中的较低端的男性，这样就解决了她的城市身份问题；二是选择一起出来打工的同乡；三是寻找其他地方流动来的男子；四是可能流落风尘。
找城里人的，一般来说找到的是城里的弱势，这就是移民社会中高端女性衔接上一个低端男性的规律，而男孩子更有可能是寻找低端社会中的高端女性。一个在外乡有优异表现的打工妹，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比她还要出色的男子、且又比较容忍她，那么她有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是一个差一些的，那么就有可能限制她的发展。男性配偶的状况往往是她发展的上限。
谭深曾有一个打工妹朋友，18岁的高中生，人很聪明，长得也漂亮，写得一手好字，对未来有非常好的发展计划，只身去过西藏，但是有几年的时间谭深再也联系不到她了，后来辗转得到她的下落，原来她已经结婚了，丈夫不愿让她再出来做，她对未来很不满意，但又很无奈。
现实情况是，外出打工的女孩很难找到符合她们标准的男人，有些人就一拖再拖地耽误了下来。在未婚大龄女子群体中的人，大都是农村女性的优秀者、高层打工妹、技术性人才，或者已经通过打工有了点自己的事业。谭深说尽管她们来自不同地方，挣钱有多有少，层次也不尽相同，但痛苦都是一样的。
在现行的户口制度下，理论上她们还是应该回农村的，但实际上她们回不了农村。像她们这么大的年龄，回到农村“娘家”是没有位置的。农村的女孩大了，“婆家”才是她的去处，但她没有婆家。
她留在城市也很难，在城市里呆下去的惟一条件是她必须有一份工作，没有工作就无法活命。但城市只要她们的青春，残酷的流水线甚至只要她们18岁到二十四五岁的六七年，大龄的她们在这场青春的角逐中，往往是被淘汰的对象，城市也没有她们的立身之地。
她们就这样成了一群回不了农村又不能留在城市的没有家的人。
在深圳、广州密集的外来工宿舍里，或者工厂的棚户里，一些二十三四的女孩挤在十八九岁的女孩中间，过着郁闷的生活。
在谭深做打工妹调查的十年中，曾经多次看到和接触到这样的女孩，她们对婚姻爱情充满美好的向往，但又找不到更好的人，即便是结了婚，也有可能是用个人的前途、未来进行交换。
结果有的女孩被人包养起来做了“二奶”，谭深说最令人关心的是这些做了“二奶”的女孩今后的出路是什么，可惜眼下“还没有找到追踪的途径”。
分析这些女子的生存状况，谭深为她们的选择总结出这样几个原因：摆脱艰辛的打工生活；寻求相对稳定的收入；寻求暂时的安定感。不排除其中有真的情感，但是这个情感是没有未来的。
（本文涉及的工厂、人物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200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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