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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作协”会的发言中，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要把60年作为一个单元”。
1952年5月，柳青从北京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扎下去就是14年。
这十多年间，柳青与皇甫的人民结下了生死情谊。柳青一直患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病，“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便与人进山冒险打狼，因为他们听说狼油能治病；柳青妻子马葳不堪精神侮辱，投井自尽，长安县干部群众站出来，安排柳青家庭，照顾柳青子女；柳青病重，正无依靠，他们赶来了，一次次背柳青去医院……1978年，柳青被疾病夺去了生命。柳青骨灰安葬那天，镐河两岸的乡亲们纷纷来到神禾源，向柳青告别。老乡们说：“柳青活着是我们的人，死后也要和我们一样埋。”
虽然身处群众之中，可对于作家柳青，却总认为还应当更深入地了解群众：了解他们心理，他们特定情况下的活动，甚至发怒时的骂人……
皇甫村有个女人，颇能骂街，常常张嘴就来，一两个小时不重样。柳青是“县上”干部，又是知识分子，大家很尊重他。这女人没对柳青张过口。但柳青不满足，因为这特殊语言的生动非寻常可比，需要了解，故一次将这女人一只鸡隐匿，然后蹲在一边，听那女人上天入地地骂，毕后上前致歉，原鸡奉还。
熟人之间偶然碰触，这种情况多见，容易把握，生人呢？长安县城边，有高坎，下面是做小买卖的商贩。柳青上了高坎，故意蹭下几块黄泥，惹得人不高兴。那反应有怒目，有叫骂，有忍让，人之情态，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中有一重要人物——姚士杰。这人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但却以堂姑父的长辈身份，奸污了在他家做活的妻侄女素芳。姚士杰是男人，他的心理柳青可以揣摩，可素芳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为了写得真实，柳青向妻子马葳询问，相互探讨，最终将这段表现特殊情状下的人物心理刻画了出来。
柳青写《创业史》，就是想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用艺术的笔触展示出来。这个过程，他是亲自参与始终的，而且常常以一名农民、社员的立场，直接置身其中。
1960年4月，《创业史》出版前一个月，柳青便将该书稿酬16065元一分不留地捐献给了王曲公社，用以修建农业机械厂。后来他又为给生产队安装电线花去了自己全部积蓄，最后弄得不仅无分文存款，还欠了出版社的债。
1962年4月，由于饲养管理不善，皇甫各生产队普遍发生牲口死亡现象。柳青停止了《创业史》第二部的写作，同公社干部一起，检查了全公社各生产队饲养室，和饲养员一起分析情况，总结经验，最后执笔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油印下发给全公社的饲养员。
1972年，正在接受“审查”的柳青，听到陕北亲友告知，当地因连年干旱造成集体经济困难以及人民生活艰苦的状况，“于心不安”，不顾当时“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口径，写出《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文章，提出“陕北地区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而“气候、土壤和地形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苹果产区……”
1958年时，《创业史》虽还没有显身，但柳青已深入生活6年多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感到他可能在酝酿大作品，便在当年5月，向柳青约稿，并要求确定出书关系。不久，柳青回信：“我的小说第三遍稿，还远没有写完。写完后，还要发表，发表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我的想法是在离出书还很遥远的时候，不作任何过早的协议，给自己增添心思。”婉言谢绝了签订约稿合同。
柳青在皇甫村呆了十年，但从不随便介绍经验，决不轻率讲话，也不随便会见记者，不拍照。一次，电影厂的同志来，说是出于宣传需要，要拍几位长期生活在农村，并在创作上有成就的作者的新闻片。当时需要拍一个参加劳动的场面，但柳青觉得自己除去写作，参加基层工作外，基本没有参加体力劳动，感到很别扭。但为了“配合”，就勉强拍了，“事后越想越后悔，十年没作假，这次作了假，今后再不干这样的蠢事了。”
（《人民政协报》2003.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