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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淑莹（右一）在做劝捐工作 |
1996年，陈淑莹从广州护校毕业，来到深圳市眼科医院。做护士的第6年，她参加了深圳狮子会“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白内障复明手术医疗队，随队出行三次，在内蒙古和西藏参加了数百例手术。在这期间，她与深圳狮子会眼库执行主任姚晓明博士熟识起来，后者动员她开始角膜捐献的工作。
2003年5月8日，陈淑莹正式成为该会眼库惟一的专职工作人员。她的岗位，叫做“劝捐员”。
记者：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彻底改变了你的生活？
陈淑莹：是啊，我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到各个医院了解危重病人的情况，随时准备做病人家属的工作。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要在病人去世后6小时内把角膜取下来。一般是我通知眼库，那边派出技师，我来做助手。然后我要帮他们联系殡仪馆、办火化手续、参加追悼会、去红十字会办荣誉证书送到家里。每个病人去世都要忙一个礼拜。
其实每次处理完病人的遗体，当天晚上我都睡不着——总想着帮他（她）穿衣服的场景，那些影像总在脑袋里晃。有一次半夜听见对面楼里有人在哭，我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有人去世了？我得赶过去看一下，顺便做点动员工作——简直有些神经质了。
记者：劝说病人的工作是不是很难做？毕竟每个人对这个事情认识不同。
陈淑莹：每次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心里就开始打鼓：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家属呢？怎么跟他说呢？很多东西不是你努力不努力所能决定的。比如上次有一个癌症病人已经昏迷了，医院打电话给我，说可能挺不过中午了。我马上赶去，我还什么都没说，他的妻子就啪啪地掉眼泪，说：“我一定要救他回来。他根本不会死！”中午11点病人去世，她已经哭得快要晕倒了，后来要求一定要留全尸，不让人动她丈夫一根毫毛。我没成功，但我完全可以理解，人处在那种状态下，谁还有心情听你说？家属有过激反应，我都不会生他们的气——换了我也可能会这样，人之常情啊！
有一次我正给家属做工作，旁边病床的人竟然感叹：“这个社会上怎么什么人都有，做这份工作的人也会有——这是什么世道呀！”有一次，我被病人家属推出门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还说：“我不希望再见到你！你给我马上走！”有人以为我是搞地下活动的，还有人以为我是拿角膜去卖。
有段时间我心里压抑，怕跟人说话。我就跟姚博士说：我这个人可能特别笨，达不到你的要求。他训我：“这么点困难你就坚持不下去了？你的脸皮就是要被骂得厚起来，你就是要在骂声中成长！”
有一个星期碰钉子最多，我就坐在路边想：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傻，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去做，出来到处陪笑脸。但是想归想，回到医院，姚博士和其他同事问我：你那边进展怎么样？这里又登记了几个病人等着手术，情况都挺急的。我一听——那就再去医院看一下吧。
家里当初很反对我做这份工作，但我还是想去，慢慢跟他们讲道理，现在我爸我妈都愿意将来把角膜捐出来。我最感荣耀的就是把身边朋友都打动了，好多人让我拿捐献卡给他们填。
也有特别顺利的时候。那次，病人是6点左右去世的，他一共有七八个家属，我们一个挨一个地说，劝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到8点多终于同意了。那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那天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
我到目前为止跑了二三十个病人吧，成功了四五例。去年全年深圳市角膜捐献是10例，今年到现在已经有10例了。（《南方周末》2003.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