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以后当了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刘厚总还是相当勇敢的，但对党组织派政治委员来游击队加强领导不满。1938年4月，刘厚总随湘南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
刘厚总起初任新四军军部特务营副营长，因严重违反群众纪律，1938年9月被送到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刘厚总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
有的文章说，刘厚总回到新四军军部后，项英留他在身边任“正营级随从副官”，又升任“副团级随从副官”。这完全是“戏说”。实际上，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厚总偶然相遇的，时间是1941年1月16日傍晚，地点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听说他是副官处的，才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有些文章说，刘厚总下山以后，很受国民党的重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接见，蒋介石亲自关照让他在军统局任副组长。这都是胡编乱造。实际上，对于国民党来说，刘厚总是个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共产党叛徒。后来他又被长期关押，成为囚犯。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在10月28日签发的电文中，仍然对刘厚总讲的那一套不大相信，说：“所供是否属实，无从悬揣。”
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了一笔钱，让他回原籍。但刘厚总最终未敢回原籍。有一种说法是，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他随国民党溃军撤退，死于乱军之中。（《北京日报》2003.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