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6日，王富林为了挣钱离开贵州的小山村来到杭州打工。在火车上，他先是被一群扒手“扫荡”。乘警非但不管，还让列车员将他和扒手一起推下车。接着，火车站上的歹人又抢去他仅有的一点钱。他报案，警察以“数额太小”为由拒绝救助。他爬上了30米高的广告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的愤怒。警车、消防车、120救护车以及成群的看客闻风而来。“我要告诉城里人，我是好人，为什么都欺侮我！”他一下子就跌到地上了。当他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尽管三根肋骨和髋骨骨折让家里债台高筑，但他的妻子却称庆幸“捡回了一条命”。
刚刚进城的农民，是没有力量的一群，同时也是随时随地被剥夺权利和尊严乃至生命的一群。没有人要剥夺王富林的生命，但他为城市里遍布的社会性歧视带来的疼痛而搏命。如今，已返回贵州的他，觉得自己运气不好，下次他会学得聪明一点。（《中国社会导刊》200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