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这条消息，似乎有找对人的感觉——由于职业优势，新闻记者或许比其他人更了解党纪国法规定，更方便掌握干部的行为，但细细品味，感觉又有些不对劲。23名记者有幸被聘为监督员，可以大胆地对当地党政干部的行为进行监督了，而那些没有“圣旨”在手的记者呢？他们能不能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如果没有问题，那么专门聘请23名记者来监督岂不是多此一举？
23名记者领了“旨”，可以“奉旨行事”了，可是他们供职的媒体是否也因他们而获监督特权——可以照登该记者采写的批评稿件而无所畏惧？如果不是这样，记者在深入采访时还得顾虑重重，写回的稿子还会被许多人“搓圆捏扁”，甚至最终“胎死腹中”。如此监督员，存在的意义有多大？
即使上述两个问题都解决了，那也只是解决了舆论监督中的监督一方，被监督一方呢？一旦监督的“利器”戳到自己脸上，他们会不会运用公权对新闻监督员进行打击报复呢？所以，要想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并不需要给个别记者授予特别的权力或者其他特别称号，只需让他们回归本位职责就足够了。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是某个地方、几家媒体可以做到的。（《检察日报》2003.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