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拍摄院士画册并经常与著名科学家来往，展览筹备者之一的侯艺兵认为，之所以手稿保存不善和收集困难，从科学家自身原因说，他们往往只重视研究的成果，对于手稿，他们认为，这些不严谨，有错误，非结论性的东西，没有价值。
有一次，他去看望彭桓武院士，彭院士的一份研究草稿正放在桌上，见侯艺兵索要，彭院士颇为不解：“这有什么用，你要它干吗？”便随手扔进了纸篓。
科技情报信息中心的武夷山认为，尽管文物的精神价值是第一位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发展轨迹，可从这些文物中凸现出来。如果从有用没用来谈论手稿，是“太功利了”。但一些手稿，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两年前，安徽教育出版社准备出版邓稼先的文集，调查后发现，除了封存的“绝密”材料外，几乎无物可编。幸亏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珍藏了邓稼先三部未完成的专著，才使文集得以汇编。
说起科学文物的保管，中科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有很多苦衷，首先是公众文物意识较淡，甚至不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文物，给征集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当年陈景润的手稿，装在麻袋里，堆在数学所的过道里，后来数学所要交还给陈景润夫人尤昆，尤昆也不知该如何安置这些手稿。历史博物馆得知此事，便主动找到尤昆，才使这些手稿得到安置。其次，收集的大多是结论性的文稿，演算过程、实验记录等很少能收集上来。此外，由于没有经费支持，那些本就不多的手稿也面临着危机。有些珍贵的手稿已经“酥”了，变得很脆弱。
与国内情况相比，国外对科学手稿是相当重视的。不久前出版的《钱学森手稿》就是钱学森上个世纪40年代，在美国的同事，从美国各地收集起来，捐给中国的。在国内的科学文物，散落遗失，我国科学家留在国外的手稿，却被严密保管和精心收集，这中间的巨大差距，值得我们认真面对。（《科学时报》2003.10.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