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我们谨以此文向那些优秀的女记者表达敬意。
侯波（新华通讯社摄影记者）
1949年，我刚刚26岁。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拍下了那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开国大典从下午3点开始持续到晚上，我记得我们晚饭都没吃。那一天，凡是参加政协会议的委员都上去了，观礼台上挤得满满的。当时上去的只有3位摄影记者，我是惟一的女性。我记得，领导人胸前都别着个红色条条，上面写着“主席”、“副主席”等等字样，我们胸前别的条条上写的是“工作人员”。当毛主席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按下了快门，正是下午3点庆典刚开始的时候。我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因为我们靠着观礼台的栏杆，站起来就挡住了下面群众的视线。当时台上台下用一根绳子拴着筐上下传递信息，筐里的纸条好多都是骂我们的，说看不见毛主席了，让我们快走开！
我当时用的是德国造的禄莱相机，胶卷是120的，一卷只能拍12张。我拿了8个胶卷。那时胶卷要用外汇从香港买，我们都非常节省，我按一下快门都要看一下还剩几张。
那时天安门广场很小，走过去的有骑兵、空军、陆军和老百姓。主席他们一直站在观礼台上，给凳子也不坐，很辛苦。底下群众高喊“毛主席万岁！”主席就回应“人民万岁！”总理看主席太累，请他进去休息一下。主席刚把烟点着，总理又进来了，说主席啊，没法让您休息了，群众看不到您就不走啊！那时虽然困难，但群众人心齐，热情高涨，场面非常感人。
今年7月我去法国参加一个摄影艺术节，法国人问我一生中哪一张照片拍得最满意，我说：我最难忘、最满意的，就是这张《开国大典》。
戚庆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80年9月，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
为了及时向全国人民报道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报道小组，作为报道小组的一名成员，我被指定为第二法庭的首席记者（特别法庭分设两个审判庭，第二庭负责审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的罪行）。我虽然从事记者工作多年，但采访重大刑事案件还是第一次，感到责任重大，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1980年11月20日，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正式开庭的日子。我们报道组早早就把录音机、话筒安置好，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新的消息传播出去。下午3点，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江青等10名主犯被法警带至被告席。顿时，大厅里鸦雀无声，旁听席上的800多人紧紧盯着这些10年内乱中显赫一时的大人物。
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追究刑事责任。10名主犯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听着对他们反革命罪行的起诉，昔日盛气凌人的嚣张气焰此刻荡然无存。
庭审在下午5点20分结束。当时广播电视都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我们在5点25分先用电话发回一条简讯，供6点的新闻节目播出。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虽短，却具有极大的震撼力。随后，记者立即赶回电台制作录音新闻，当天晚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头条播出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新闻，并配发了本台评论《人民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第二审判庭对广播电台非常支持，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在一次庭审中，黄永胜矢口否认他与林彪有特殊关系，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密信，还宣读了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证言。这个证言表明，1971年9月6日及以后的7天中，黄永胜同在北戴河的叶群通话16次，其中一次长达135分钟。黄永胜编造说，那是和叶群磋商林彪的讲话稿。法庭当即出示证据，表明这个讲稿早已定稿。黄永胜的谎言被戳穿，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当时，我的席位在被告席的后边，看不清黄永胜的面部表情，庭审结束后，我们采访了审判员骆启同，他为录音报道稿补充了几句话，刻画出了黄永胜在证词面前的狼狈相，为报道增色不少。
1981年1月25日，历时两个多月的法庭调查和辩论结束了。当江华庭长宣读判决书时，整个大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中午12点的新闻节目里向全国、全世界报告了这一重大消息。
赵迎新（新华社体育采编室副主任）
2001年7月6日，中国记者和北京奥申委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没底，因为13日的投票采访证件，要在当天早晨发放，焦虑不安的我，一直不停地给忙碌的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新华社体育部主任高殿民打电话，帮助我们联系采访证。老高最后对我大吼：“你急，我就不急？”
13日，我和新华社莫斯科分社摄影记者王长山一大早就来到世界贸易中心，得知中国有四个摄影采访证，我将有机会进入会场。我松了口气，感觉第一关是过了。
按规定，国际奥委会决定申办城市的最后表决会场，只有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等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可以进入采访，其他有采访证的记者只能与各申办城市代表团成员一起，在电影厅通过电视屏幕观看结果。我早早来到电影厅，在舞台前支起我的设备。按规定电视记者在舞台上拍摄，摄影记者只能在舞台上坐着拍摄，不得站起来，经过交涉，我被允许在舞台侧面台下拍摄。我站在从北京带去的梯子上，这样我的工作平面高度比电视记者低，但是比其他摄影记者高。
当萨马兰奇说：“主办城市是……”他的话音未落，我镜头中的刘淇和他旁边的一个人已经站了起来——这是北京获胜的第一时间，第一反应！
多年来培养起来的摄影记者冷静稳定的心态，在这个关键时刻起了作用。我的右手食指极其迅速而坚定地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持续了十分之一但也许只有百分之一秒的瞬间——刘淇和杨凌跳起来，振臂欢呼北京胜利！
照片上显示，代表团其他成员都还坐着，站起来的几个人十分突出。事后我把这张照片给刘市长看，他非常兴奋地说，他是在萨马兰奇说北京时的“京”字还未出口时就跳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也许是历史时刻到来的第一个激动的瞬间，比我预计的提前了0.5秒。
随后，整个会场沸腾了！北京代表团的所有人都激动地跳起来，于是我的照片上出现了郎平、刘璇、黄志红、巩俐等人欢呼的情景。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
我记着徐祖根主任“不要恋战”的指示，迅速开始传发照片。这时电影厅里的各代表团成员都开始退场，门口十分拥挤。我早就想好，第一张照片要用手机发送，赶到15分钟路程外的斯拉夫饭店新闻中心会耽误时间。15分钟，对于发出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实在是太漫长了。我在电影厅门口支起电脑，连接手机，其他几个摄影记者也在试图接通手机和电脑。我一次次地拨号，但电脑上总不出现“已经接通”的字样。王长山在一边嘟囔“不行，接不通”。我对他说也是安慰自己：“冷静、冷静，再耐心一点。”我下午在同样的地点发出过照片，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只是线路忙。终于，电脑上出现了我极为熟悉的“验证口令，开始传输”字样！我连正常发稿程序中的图片说明都不敢输入，生怕时间拖长一秒就会多一份断线的可能。
这张“北京申奥成功，刘淇振臂欢呼”的照片成功地传回了北京。从早晨9点到深夜，我记得自己只吃了两块巧克力。
闾丘露薇（凤凰卫视记者、主持人）
其实此前受命去伊拉克也是事出偶然，不过偶然也是由一连串必然造成的。原本台里打算派清一色的男将奔赴战场，不料临行前一名记者的签证出了问题，我是在根本来不及做准备的情况下出发的。
恶劣危险的环境是对人极大限度的挑战，还时常伴随险象环生的场景考验人的神经。在约（旦）伊（拉克）边境采访时，我们的车就遭遇了车祸。当时漫天沙尘暴，我和摄影记者还有司机已经在边境连续工作近40多个小时，人很疲惫。在车上打盹时突然感受到一阵强烈的碰撞，脖子即刻有灼烧感，一摸，已蹭掉一大块皮——我们的车撞上了前面的车。看到大家都无大碍，我那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沙漠上车坏了，怎么工作？幸运的是司机很快就叫来一辆救援车，没有耽误新闻传送。自那以后，我坐车变得很警觉，无论多困都强撑着。
2003年3月23日开战后，我决定重返巴格达。从约伊边境出发，整整12小时的夜路，我拼命地讲笑话、嚼口香糖以分散注意力。周围漆黑一片，道路被炮弹炸得崎岖不平，人坐在车里感觉像在骑马。触目所及，只有车灯如同鬼火般晃动，以至于那阵子一到晚上睡觉，我就梦到美军拿着枪在我窗前来回晃动。
在战地做报道通常七八个小时不能去厕所，有时会在野外露宿，甚至得和男同事凑合在一间房里。遇上发烧最麻烦，昏昏沉沉只能躺着，原本以为种种能想到的艰险，都会让我委屈落泪，没想到在伊拉克，不是为车祸，不是为生病，为的却是一个所有女人都能感同身受的小“细节”。
那天巴格达天气很热，我穿得少而单薄。我去新闻中心，门口有几百名无所事事的当地“小混混”在闲逛，看到一位异国女性，刹那间这群人围了过来，借机骚扰。被夹在中间的我好不容易才“蹭”进去，却给人家上下摸了个遍。我越想越委屈，跑到传送卫星信号的地方，给香港的朋友打电话，对方却不在。“赶快给我回电话！”说出这句留言时，我的眼泪已滚滚而落。
有危险、有不便，还有骚扰，尽管如此，采访时我始终保持冷静，尽量使自己中性化，但因为是女人，也会受到围观，受到欺负。每到这时候，我只能在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工作，就要好好去做。
柴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主持人、记者）
有人曾经问我怎样看待SARS，我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把真相告诉你。
我曾想采访华北第一例SARS患者，他不愿意接受。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我和你同岁，我希望20年后我的孩子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你的孩子也会通过这些记录了解他的父亲曾经经历过什么。我们经历了这个特殊的时期，这是不可选择也无法避免的，但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真相。”
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周继红带着我们到了人民医院天井，她蹲下身子把门锁打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现场，什么叫新闻。以前我也采访过专家，采访过学者，当然那也是新闻。但是，当人民医院天井里的灯光大亮时，我看到里面所有的椅套上都写着星期四，黑板上则写着4月7日最后被转走的20多个患者的名字——面对当时慌乱撤离留下的场景，我被强烈地震动了，想要知道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时候你不需要去背新闻的定义是什么、采访技巧是什么，只要用人的第一感觉，自然就知道怎么去采访了。
做“新闻调查”关于SARS的第二期节目，我们想知道SARS到来后，1400万北京人是怎样度过这个非常时期的。当时外面的传言很多，甚至有的说有飞机在北京上空投消毒药，好像北京是一个煮沸的锅，而且盖子马上就要盖上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真实的北京，于是我们选择了王府井这个标志性的地方，采访各个行业的人，了解他们的状态。进入我们视野的，有每天端着小凳子在门口看守被隔离人群的居委会大妈，有自己的孙子本来打算5月1日结婚，但决定不摆婚宴的80岁老人，有小学里只有两个学生上课的老师，也有接诊的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把人心连接在一起，这也是抗SARS留下的长远影响啊。
后来有人提出批评，说我们的节目是在酿造恐慌。我说，比恐慌更危险的是人的轻视，是4月20日之前的一无所知。我们现在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
照片从上至下为：侯波、戚庆莲、赵迎新、闾丘露薇、柴静（《中国妇女》2003年第11期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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