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父亲下台多年，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也不再像过去对他工作上的事那样守口如瓶了。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政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
我父亲是在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个“文革新贵”了。不过，和一般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的是，父亲在“文革”中，既不是所谓“造反起家”，也不能说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过一段坎坷。
“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副组长。那是个受罪的差使，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挨批判、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力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而且直到1966年12月，他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并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在“当权派”中，这是“态度很顽固”的表现。
到1967年1月，河南省委在“夺权”浪潮中瘫痪了，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
“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流传很广。我父亲比毛主席的年龄整整小30岁，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哪里谈得上什么“老朋友”呢。这个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是解放初期父亲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时，曾经向毛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后来主席几乎每次出巡河南，都要把他找来，听他的汇报。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13次之多。作为一个地方干部，这可以算是相当不平凡的际遇了。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我父亲被“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
父亲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找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
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可是父亲还是拒绝。
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
“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道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
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父亲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担任过重要职务，管过不少事情。
“三中全会”后，父亲一方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方面也还有点工作，不过事情不多了。
父亲是个工作狂，他排行老三，我们孩子都管他叫“拼命三郎”。工作负荷忽然减下来，就那么一点儿事，他有点不适应。1980年春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辞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1982年，中央安排他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给他安排的职务，叫“部级研究员”。
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一直是个“文官”，是搞“地方工作”的。可是父亲在中央工作期间，却出任北京军区的政治委员。他还是军委领导成员，起草过“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文件。显然，父亲出任军职，完全是政治性的。
1970年12月，父亲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参加“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委和司令，为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守住北京身边这块“阵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按毛主席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父亲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父亲去“军委办事组”，更是毛主席亲自点将。主席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父亲讲到这一段时，我问他：“你没有搞过军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
他说：“主席是怕黄、吴、叶、李、邱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有时候我提点意见，仅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们搞得精神很紧张。”
他还说：“军事上的事，我确实不懂。李德生比我强点，也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军。当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北京军区是首都门户，万一有点闪失，恐怕我不仅要掉脑袋，而且还会成为民族罪人。我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请来了，那是我们军队的名将了。粟裕一听说有打仗的事，精神来了，很兴奋。我给他配了几名最好的作战参谋，坐上个吉普车，在边境防区漫山遍野地转了几个月。粟裕辛苦劳累一番，搞出来一个防御的作战方案，拿去交给军事科学院和军事学院的内行和专家们看了以后，认为确实不错，我这才比较放心了。”
在军队任职，自然会和林彪打交道。当我问父亲对林彪的印象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参加过讨论工业、农业、财贸、整党、外交等各种问题，一个国家，头绪很多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央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听不到这位副统帅的意见。中央讨论工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农业，没有他的意见，讨论财贸，还是没有他的意见，讨论政治问题比如整党，也没有他的意见……后来我到军队工作以后，发现还是这样：中央和军委无论讨论战备、训练、科研、军工，还是讨论军队的政治工作，都没有这位副统帅的指示，听不到他的任何意见。这我就奇怪了，这位副统帅，究竟在干什么呢？……”
父亲还讲过他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情况，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总理带着黄永胜、张春桥和我父亲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父亲说，他向林彪汇报的问题是：“军队现在冗员太多，一个司令，七八个副司令，一个政委，七八个副政委，军、师、团、营，一直到基层，也都是一个正职，好多个副职……。”他请示林彪：“林总，您是打过仗的人，军队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有了战争，还能打仗吗？”林彪听了以后说：“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我问父亲：“那林彪说怎么办呢？”
父亲说：“情况给他谈了，可他也不说个办法。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了。”
父亲说：“小平的风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小平抓军队整顿，对存在问题，讲了五个字：‘肿、散、骄、奢、惰’。解决办法，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个正职，一两个副职，剩下的统统清理，成立顾问组，都塞到那里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割疮带肉，快刀斩乱麻，问题就解决了。”
（《南方周末》2003.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