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南京三年开除486个贪官，一年160个左右，平均两天半就有一个。这数字不能算小了。
董连翔：南京3年反腐，被惩处的486名贪官中，就其职业的范畴涉及房地产、医药、国营企业以及政府的劳动局长、公安局长、省计委副主任等，这种现象说明，当前腐败发生的高发区、易发区大多在权力比较显著的职能部门。其中有人事权、税权、药权、招投标权、执法权等等。尽管腐败的个案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与权力相联。凡是有权力的地方、部门、岗位都容易滋生腐败，而腐败的滋生都是对权力制约不够所造成的。
我认为，一是缺乏“一把手”权利的监督制约。对“一把手”的监督，有个教训，小官监督大官、下级官员监督上级官员，同级纪检监察同级党委，这是无论如何也监督不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必须采取大监小、上监下，有权力的监督机构才能奏效。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微观经济领导权干预过多过大。目前，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的许多部门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执法部门的处罚权缺乏规范，自由裁量权力过大，造成了行政管理和执法工作人员手中权力商品化，权力寻租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腐败滋生的路径依赖。三是投资体制的高度的垄断与封闭性，造成政企不分、官商一体，使各种项目成为部门和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再大的权力也要接受制约。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相对地分解权力；二是要权威监督。
至于对政府有关部门微观经济领导权干预过多过大的问题，必须严格地规范执法部门的处罚权，切断权力寻租的途径。对投资体制的垄断问题，根本在于加大改革的力度，彻底政企分开，增强投资体制的透明度、开放性、市场性。对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加强群众对干部监督的制约机制，堵住腐败滋生的源头。
记者：这次展览的“金陵十二钗”（即12名腐败高官）里面，有好几位都是60岁左右的。案发的时间，大概就在前两年，五十八九岁的样子。您看，原南京医药产业（集团高级顾问）江中银，65岁；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60岁；江苏省供销总社负责人周秀德，61岁；原南京市劳动局局长包智安，55岁；南京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陆铁军，59岁；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产权处处长张金泰，60岁，等等。贪官的“59岁”现象，被概括出来有些时候了，但是从展览的内容来看，这些腐败高官贪心依旧。从制度缺失方面考虑，我们究竟“疏忽”了什么，在哪些地方“手软”了？
董连翔：我认为事关这一问题的教育和管理机制都不科学。就“59岁现象”产生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心理失衡。守住做人的底线就会度过“59岁”关。必须牢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告诫与警示。
记者：但我总觉得道德不是万能的。凡事要从制度上创造“零失误”的环境。
董连翔：说得对。要坚决地依靠制度，这是杜绝“59岁现象”的根本。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好：一是坚持制度的刚性。凡是已有的制度，必须坚决执行，不可借“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而破坏制度执行。必须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权力监督的总制度、实体性的制度都有了，但在执行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往往毁于弹性过大，使制度难以生效；二是坚持制度的合理性，使每个干部的正当行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留有合理的空间，特别是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利益保障机制，弘扬先进，批评后进，以此避免心理失衡。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制度的刚性，不允许有例外的弹性处理。你对这个人弹性了一回，你对另外一个人“弹不弹”？弹来弹去的结局，就是整体“松弛”，以至“松”到不可收拾。
记者：在展览的名单里，我还看到了有个37岁的江苏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陈林春。如同59岁现象那样，现在的35岁也已经快成为另外一个“腐败现象”了。这很有点“教不严，师之惰”的味道。
董连翔：年轻干部的使用，既要重选，又要重管。我认为在年轻干部选拔任用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青年干部的选拔既要重才，又要重德，但更重要的是重德。考核青年干部的品德，应坚持在四维空间中进行考核：过去表现；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上级、同级、下级；过去单位、现在工作单位……这样选出来的青年干部才能达到品格优化，才能真正让党、人民放心。二是一定要重管，就是组织上要有严格的管理制约机制，杜绝那种选上后，无人管理，一旦出事，惊叹不已的现象发生。使每一个青年干部都在组织的视线中。（《新民周刊》2003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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