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与王佐都是井冈山下宁冈县马源坑村和遂川县下庄村的贫苦农民。
1923年，袁文才参加了井冈山“杀富济贫”的“马刀队”。1925年9月，在共产党员龙超清的动员下，袁文才率部下山接受改编，袁任团长的宁冈县保卫团成为一支受我党影响和控制的武装。1927年1月，在袁文才的影响下，出身贫苦、杀富济贫的王佐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遭重挫后，毛泽东在浏阳召开紧急会议，因为他早就听说在井冈山地区有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决定率领起义军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毛泽东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后，一面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一面给袁文才送去一信，袁文才即派在他身边工作的陈慕平，随同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一起去三湾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龙超清、陈慕平的介绍，于10月3日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此后不久，毛泽东率部队到达宁冈茅坪时，龙超清、袁文才召集群众大会，热情欢迎毛泽东，同时动员在井冈山上的王佐与工农革命军合作。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顺利地进驻了井冈山。为了团结改造袁、王部队，何长工、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一批干部被派到王佐和袁文才部队工作。袁、王部队的素质很快得到提高，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同时，袁文才大义灭亲，清除了个别恶习不改甚至企图谋刺毛泽东的坏分子。
井冈山会师以后，袁文才、王佐情绪高昂，工作积极，屡立战功。1928年4月下旬，敌人对井冈山“进剿”，袁文才、王佐率32团镇守井冈山大后方，使在前方作战的主力部队无后顾之忧，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岭、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袁、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对取得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黄洋界、八面山哨口失守，其他三个哨口也相继被敌攻占。彭德怀率红5军向遂川方向突围，留下王佐的32团，在险恶环境中采取分散活动、灵活出击的作战方法，继续在井冈山坚持斗争。
1928年，中共“六大”会议通过的“对土匪的关系”的决议说：“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
这一既无具体分析、又无区别对待的“左”倾政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导致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1929年2月中旬，袁文才随红四军主力到达吉安东固时，看到了上述文件。他深感自己处境危险，加上他缺乏党内斗争经验，对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于是擅离部队，潜回到井冈山，躲在王佐家中。王佐没有因为与袁文才是拜把兄弟而失去原则。他如实向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作了汇报，何长工根据袁文才的一贯表现，肯定了他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贡献，同时批评了他擅自离队的错误。袁文才做了诚恳的检讨，宁冈县委给袁文才口头警告处分，并让他继续出来工作，并担任宁冈县委常委。此后，袁文才同王佐一起在扩大革命武装力量，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继续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当时在湘赣边界，土籍与客籍的积怨也影响到党内。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客籍，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土籍，再加上他们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把早已入党并为党做出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仍然当作土匪，决定按六大“文件”规定，除掉袁文才和王佐。
1930年2月中旬，袁文才和王佐忽然接到边界特委来信，要他们到永新县城集合，说是要扩编为红6军第3纵队，袁文才、王佐任正副司令。袁、王当天率部抵达永新城。第二天，特委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突然在会上发言，罗列袁、王所谓受编不受调，袁文才开小差及勾结罗克绍破坏苏维埃等“罪名”。袁文才听后一一驳斥了彭清泉的诬陷，彭清泉和王佐互相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彭清泉和边界特委怕一时不能制服袁、王，于是一面大摆宴席，稳住袁、王，一面派人到距永新30里的红5军驻地给彭德怀送信，诬称袁、王企图“解决”特委，要求红5军立即派部队来永新“解决”袁、王。不了解实情的彭德怀，派第4纵队直奔永新，包围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月24日拂晓，边界特委书记朱昌楷闯进袁文才房间，开枪将正在熟睡的袁文才打死。王佐听到枪声后急忙朝东门外突围，但禾水上的浮桥早被拆除，王佐不幸落水淹死在东华潭内。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才作出平反决定，追认袁文才、王佐为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曾接见了袁文才、王佐的妻子，表达了对袁文才、王佐的怀念之情。但此事长期鲜为人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公之于众。
（《北京日报》200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