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原公浦、郭福妹夫妇 |
去年，我到过大西北的戈壁滩，在404核工业基地参观展览会时，看到了一位上海老师傅的大照片，他的名字叫原公浦。我问404的党委书记，原师傅现在在哪里？书记说他已经退休回上海老家了。最近，在上海梅陇镇老街边上的一条弄堂里，我找到了已经69岁的原公浦。他说：
我是山东掖县人，14岁就跟着大哥到上海来学徒了。1959年，国家二机部到上海选调优秀的技术工人，去西北从事一项很重要很保密的工作。我们厂的两位无锡籍师傅被选中了，先让他们到家乡休息一个月，然后上大西北。他们公休回来后都说不去了，党内警告也不去。我想我去吧，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我是团总支书记、上海市团代会的代表，党龄都已经3年了。我立刻报了名。
1964年，我是404核基地的机械加工班班长。此时，中国原子弹的研究生产到了最后一关，要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铀球，不仅要求光洁度高，尺寸也不能差一丝一毫。来自全国的许多车工进行技术比武，结果，已经是六级车工的我被选中了。
我反复用代用模拟部件进行操练。妻子发烧发到39.8摄氏度，我不知道；妻子流产了，我也不知道，埋头操练。按理说进入污染区每天只能工作6小时，可是我一大早进去，到晚上才出来，有时候干了20小时。躺到床上还睁着眼，眼前都是铀球、铀球、铀球。一直操练到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操作手柄，一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哪个齿轮有毛病。半年闭门操练，人瘦掉15公斤，只剩45公斤了，精神压力非常大。
1964年4月30日是我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部件的日子。我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手套，像外星人那样一步一步走上操作台，接着发生的一切，美国人约翰·刘易斯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里叙述得很详细：
“当铀球在夹具上夹好后，出了问题。原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现实，失去了沉着，显得很慌乱。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他此刻要加工的是极其致命的铀球，而不是钢球。他的工作决定着数万人为此奋斗10年劳动成果的成败。他担心严重事故带来的后果，他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故，就禁不住双手发抖。由于双手不断颤抖，结果使铀球掉到了切屑盘中……”
在一旁的祝工程师说：“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不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是机床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你一定能干好！”听了这话我很受鼓舞，休息一下，喝了几口牛奶，我再一次走向车床，开始一刀一刀精细加工，三四层衣服全都湿透了。
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20万科研人员忙了10年的成果就要在我手里泡汤；车少了达不到标准。我定了定神，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第二刀，再停下来，就像为一位总统做心脏移植手术，车完最后一刀，我几乎瘫倒在地上。当检验员报告核部件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标准时，大家拥了上来纷纷向我祝贺，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滚了出来。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一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16日爆炸，我才松了一口气。我虽然是个普通的车工，但我参与了一件大事，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我：“你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我工作的地方是高危区，接触核放射最多。有一段日子，我的左手虎口老是痛，到分厂医务所去看看，沈医生说：原师傅，你的虎口里面有东西呢。他就帮我开刀，挖掉了一块肉，然后送到中央分析室化验，看到化验结果，大吃一惊，原来是非常毒的放射性金属钚239。化验员对我妻子说，这钚239在原师傅身上竟然埋了七八年，数据高得不得了，你买一点好吃的给原师傅吃吧，他肯定……
国家规定，干我们这一行的，干一年，工龄算一年半。我退休回到了上海，这个房子是404核基地借给我住的。我一个月拿900元退休金。我老婆跟我离开上海后，在核基地干了几十年，现在一个月只有500元退休金。我们老两口子，中午就半斤切面，总是拣便宜的面买，大米也是买价格最低的，家里点的灯都是3瓦的节能灯，能省的尽量省。最近，我身体很不好，嘴唇发紫，胃不舒服，眼睛白内障，还有莫名其妙的皮下出血，心跳只有每分钟50多下，我知道我肯定得了什么病。在核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直接接触铀235和钚239，放射性的东西使我的免疫力很差。我偷偷到医院去打听，要是检查一次要多少费用，医生说3000多元。我不去检查了。要是检查出来是癌的话，我妻子更受不了，随它去吧。我想，我的身体还有一点研究价值的，我死后躯体就捐献给医学研究所吧。（《新民晚报》2003.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