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医院左边的茶房里，我们先是谈了一下我妻子的病情，医生说据他的经验判断我妻子左边乳房的肿瘤99％是恶性的，但也不能100％确定，要等手术后做切片检查才有最终结论，不过手术越早越好，以免扩散。听到这里，我赶紧把事先用信封装好的800元钱塞到他的包里……”
“他就没有推辞吗？”“他也说了不要，但是并没有从包里把信封拿出来还给我。”“第二天我们就从已经住了三天的走廊加床搬进了病房，并很快做了手术。”
接受采访的患者家属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只有送了红包心里才踏实。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重点医院的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收红包有什么好采访的，这是个人的劳动所得。我们医生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多少个日夜都是在医院陪病人度过的。春节碰到患急病的就要在手术室过年，收一点红包还不行吗？”
也有几位医生对记者大倒苦水：“有时候同一手术的医生，都拿了红包，而你不收，别的医生还担心你会举报他们。”
为什么医院制止医生收红包，而红包现象却不见减少？
海南省人民医院纪委监察处处长陈书林认为，查处红包问题还存在着认定难、查实难、处理难的问题。卫生管理部门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抓医疗“红包”问题，但对于什么是“红包”，怎样才属于收受“红包”行为，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依据；在查处过程中，由于送与收的双方是私下行为，没有旁证，任何一方的证词很难作为确实的证据；收受“红包”的一般是医院的骨干医生，也使医院在处理过程中，处于既要维护医德医风，又要保持拥有高水平医生的两难境地。
对于如何解决红包问题，三亚市农垦医院院长陈永武说，要创造条件，实行向骨干医生倾斜的津贴制，使医务人员真正感受到经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不用收受“红包”，从正常途径也能不断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
（《工人日报》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