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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张伯驹 |
前交通部长章伯钧的女儿章饴和，曾在上世纪20年代末拜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为师习画。章饴和在新著《往事并不如烟》中披露了张伯驹的不少佚事，其中提到了袁克定的晚年生活。
父亲（章伯钧）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每况愈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笼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10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花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新民晚报》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