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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27日晚8时，李丹登上从北京至河南商丘的列车，面色疲惫。刚从上海、温州等地商谈合作回来，加之感冒，李丹昏沉沉的，神经却绷得紧紧的。次日早5时，李丹下车，转乘长途客车到柘城县，坐20分钟的摩的来到双庙村。
这个外表文弱的北京青年，从中国科学院太阳物理研究生班毕业后，放弃苦读7年的专业，多方筹措，于2003年10月在河南商丘创办了“东珍艾滋孤儿学校”，成为22个孩子的校长。这次来双庙，他准备再接6个孤儿入校。
从1992年到1995年，3000多人的双庙村被卷入疯狂的卖血浪潮中。
李丹了解到：从1997年双庙村死了第一个卖血感染者起，已有近150名村民命赴黄泉，留下艾滋遗孤上百人，现在又有700多村民被划进黑名单中，估计三五年内艾滋遗孤将达到800人。
上大学之前的李丹一直是“书虫”，两耳不闻窗外事。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的第一个“12·1艾滋病日”，李丹偶然协助校红十字会发放传单。他真正关注艾滋病是后来那部电影《费城故事》：一名优秀的律师因感染艾滋病被老板开除，他决意起诉这种歧视。经过艰难的抗争，律师最终得到了胜诉通知，同时也永远合上疲劳的双眼，但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因此重获平等和尊重。
看罢电影，李丹思绪万千：中国又有多少沉默的艾滋患者？难道不该有自己的“费城律师”，让那些不幸的人获得稍许幸福？
1998年，李丹成为救助艾滋病人志愿者。他曾与第一个公开身份的艾滋病患者宋鹏飞（因腿伤在医院被输进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密切交往了3年多，两人为艾滋病感染者呼吁奔走，参加各种宣传活动，开办“艾滋”网站，希望各界救助重视。
几年过去，个人努力并没有改变什么状况。虽然李丹依然坚持，宋鹏飞却心灰意冷，渐渐淡出，“只有12月1日家里才挤满记者。刚开始我还认真接受采访，呼吁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注，可是宣传日一过，一切恢复原状，多数兄弟姐妹还是生活在孤岛里。”宋鹏飞无奈地说。
李丹生活清贫，一个冬天就一件羽绒服，把馒头当“麦当劳”吃，就是这样，还是缺钱。研究生补助平均每月千元左右，要做艾滋的各项调查和各种资助，当然不够用。
李丹曾一次给某艾滋村的20个孤儿3000元的学费，然后每月寄去生活费1000元，外债重了，内心安了。但在更多情况下，孩子根本没有监护人，村里老少都避着走，就是塞了钱让去读书，附近的学校也不收艾滋病人的遗孤。孤儿们失去父母，又被人歧视，有的自闭抑郁，有的则谎话连篇，换取可能的面包。仅仅给以物质资助，会让无邪的童心变得懒惰和贪婪。
2003年7月毕业后，李丹狠狠心放弃了7年的专业。他感到，比起非常钟爱的天文学，艾滋孤儿更重要——也许自己的帮助，就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2003年10月24日，离双庙村一百多公里的河南商丘市区一座寺院，几间闲置的旧房被收拾一新，挂起了“东珍艾滋孤儿学校”的牌子。
孩子们终于有个家了。22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是李丹和同事分四批从双庙村接过来的艾滋遗孤。每个孤儿刚来就领到里外六件衣服，有个孩子次日依旧衣着单薄。李丹屡次问，他不说。后来才知道，他想着自己的哥哥还在村里受冻，就把衣服托人带了回去。孩子不敢说实话，因为一直受歧视，不相信真的有人会帮他……
现在22个孩子相亲相爱，上课认真听读写，下课了在一起玩耍，大的帮小的擦黑板，小的拉着大的唱歌，绝口不提村里的“怪病”，仿佛都很快乐，但伤痛的烙印，可能还在。
这个“家”能坚持多久呢？现在学校主要靠国内国外捐款维持，孩子的生活费暂时无忧。外界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很多，让李丹不敢松一口气。的确，当上一校之长，事情千头万绪，单纯靠兴趣和爱心根本无法处理。
曾有人质疑李丹，你不是艾滋病专家，也没有学过经济学和药学，能干啥？李丹回答：“中国需要这样的民间力量，我甘心做前期的铺路石。即使学校倒闭了，艾滋孤儿已经被关注，会得到民众和政府的帮助……”
（《中国青年》 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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