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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烽先生去世了，报上想来会有一批悼念文章，位卑心诚，我也敬上一炷心香。
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晋绥出版社总编辑，解放后当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论经历，论职务，马烽先生都要算个老革命，高级干部了。然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个有着坚定的操守，坦荡的胸怀，机警谋略的文人。
1973年秋天，北影厂通知我参加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修改剧本。报到的第一天，就听说有几个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住在这儿写剧本。第二天上午抽了个空儿，便去看望我的两位前辈乡贤马烽和孙谦。
当时我只有二十五六岁，还是个小青年，见了两位心仪已久的大作家，不免有些拘谨。他俩朴素的衣着，风趣的谈吐，很快就让我亲近起来。他俩分住一楼两个房间，没事了总在一起谈话。我去的头天晚上，孙谦剧烈咳嗽，身子都从床上弹起来了，不知怎么一下脚趾头竟将床头柜上的茶杯的把儿挑住了，一下子甩出老远摔得粉碎。我进去之后，两人跟我说了几句话，又接着他们没说完的话说下去。孙老指着地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碎瓷片儿，笑着说：“真是怪了，平常就是想挑起来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头！”马老讪笑他，“你这是枪法不好脚法好，世上没人有你这么大的本事！”接下来又跟我说起话来，我请教电影剧本的写法，马老说：“哪有什么写法，电影剧本这东西，不是人写的，你看我和老孙憋在这里多难受！”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写的电影剧本叫《山花》，两年间已改过十几稿了，还是不能敲定。这个剧本，说是文化部（当时叫国务院文化组）抓的，据说实际上是江青亲自抓的。他俩都是写电影的老手，孙谦是解放区派到东北接收电影制片厂的第一位剧作家，回山西前就在北影工作，写过《伤疤的故事》等著名电影。马烽入电影之道稍迟，但业绩更是骄人，至今仍常演不衰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就是他文革前的作品。那首人人会唱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就是这个电影里的插曲。然而，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们总也把他们电影里的一号人物，就是那个叫做山花的女子，写得“高大全”不起来。起初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思想不够革命，慢慢也就看开了，不是他们写不好，是根本就没法写好。后来上头指令他们“吸收新鲜血液”，他们不愿让外人插手，以熟悉生活为名，将文革前他们培养的三个年轻人加了进来。几番风雨几度春秋，直到粉碎四人帮，他们的《山花》仍没有开放。又过了两年，《山花》变成了《泪痕》，成了一部最早批判四人帮的血泪控诉之作，一时间演遍了大江南北，广受好评。
有次我问马老，你们怎么就能几年磨下来而不受四人帮爪牙的怀疑。马老哈哈一笑，从容言道：“小鬼怎么能缠得过老鬼！我和老孙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剧本是不能写出来的，可不写也交待不了，那就拖吧。好吃好住，何乐而不为呢。”
想想那个年代，多少人得到这样表忠心的机会，谁不是卖死命地邀功请赏。马老和孙老有这个机会，却能泰然处之，并能自全其身，这要多么坚定的操守，又要多么高明的谋略啊。处龌龊之地而不同流合污，历险恶之境而能洁身自好，这才是真正的文人本色。
马烽的国画画得很好，在五十年代，马烽是中国作协青年部的副部长，在北京买有四合院住过多年，平日和老舍、艾青这些文朋诗友常来常往，琉璃厂这些文人雅士游逛的地方，也断不了他的身影。后来，他实在是看不惯京城文学界的尔虞我诈，乌烟瘴气，才主动要求回到山西。倘若马烽一直在北京住下去，人们断不会视之为什么“山药蛋”了。
（《文汇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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