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尴尬的局面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有学者认为是禁放令有问题，立法之初违背了民主科学的精神；有作家认为是有关部门忽视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巨大力量；有人说只禁不疏反映了管理手段的简单粗暴；有人指责是市民素质不高、法治观念淡薄……
其实，法治精神的培养需要立法、执法与守法几个环节的相互配合，需要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当务之急既不是追究禁放令当初是如何出台的，也不是指责法律的尴尬究竟是谁造成的，而应是加强各方的沟通、合作，尽快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捍卫法律固有的尊严与权威，别让法规变成一纸空文。（《经济日报》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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