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居民徐道明向记者诉说――
1998年春，单位分给我一处住房，入住后发现小区的绿化率达不到政府规定。我向区人大代表反映此事。不想开发商伙同有关部门，指责我要挟人大代表，并通过单位警告我不要再闹下去，否则扣发我的奖金。我决计学习法律。同年，我就到华东政法
懂法后，我本以为有了尚方宝剑，可以以法护身了，但接连两起维权经历让我深深感到：懂法不易，学法维艰，用法则是难上加难。2000年，我买了一处期房，在办理购房贷款时，某银行让我在一份委托银行办理房屋意外保险的委托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自办理贷款之日起，保险费就由买房人付，还加了一条“本协议解释权归银行”。我当即指出这两条款倚强凌弱：既然是购房人委托银行代办保险，是购房人向银行授权，解释权当然归委托人，怎么会在银行？此外，这时并未交房，房屋还在开发商手里，凭什么要买房人付保险费？在我的据理力争下，某银行将解释权的条款删除。但对于保险费120元，银行明知错误就是坚持不退。在签购房预售合同时，我特意增加了补充条款：在物业的正对面“不建任何建筑”。但到2002年交房时，发现物业对面冒出一间变电室。开发商曾在绿化图中展示物业对面是绿地，但法院不去调查，判决我败诉。
现在，全社会鼓励学法、知法、守法，恰恰没有提用法。对于法制进步而言，用法比知法、守法更重要。（《新华每日电讯》3．15徐寿松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