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从30年代起，直到他逝世，除“文革”动乱被迫中断工作，入狱接受审查外，一直担任着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职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当时许多同志都向周扬建议，希望他尽快编辑出版自己的文集。周扬对此并不积极。他一向认为，真正代表文学成就
周扬亲自抓，家属不过问
1980年，周扬的秘书露菲找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商量，借调我前去从事此项工作，林当即表示予以支持，我也欣然同意。8月，文集编选工作正式启动。9月1日，周扬就编选文集一事同露菲和我谈了一次话。周扬说，用什么精神来整理呢？用历史的观点。后来的人就是批判的观点了。我还在的时候，就要进行自我批判了。对编自己的文集，我不是很积极、很愉快、很乐意的。你们帮我整理一下当然很好了。整理要忠实地反映历史，无非是错，幼稚。我参加写，批判嘛！
可以看出，周扬想通过编文集，亲自动手总结我国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尤其对他来说，要推倒任何一个既有的结论，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他决计直面历史，迎难而上，既不退缩，也不回避。
周扬在这次谈话中，特别提到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和《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选不选？他的意见非常明确：要选，但要加按语，说说现在的看法。周扬心情沉重地说：对我自己来讲，都要划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大辩论》点名批判的人太多了，整了不少人，这确实是个问题啊！
1981年1月，编辑小组正式组成，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马良春牵头。周扬家的人，除周扬一人外，均与编辑文集一事无关，也从不过问此事。在周扬看来，家人的参与，由于感情的因素，不利于编辑组同志客观地分析研究问题。
途中遇风波，未收《大辩论》
文集编选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定下了五卷的选目。周扬最为关注并提前动手编辑的复出以后的集子，即第五卷：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业已编定。其它各卷的编辑也在加紧进行之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3年3月，周扬因为发表那篇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的学术报告，平地起风波，在政治上被重新推上了被告席，受到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批判，文集的编选工作也受到严重的干扰。文坛昔日的恩恩怨怨重又燃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集收不收《大辩论》一文，文艺界有关领导同志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现在文艺界不够团结，当年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已经平反，文集若是把这篇文章收进去，把这些旧账再翻腾出来，对这些同志刺激太大，恐不利于团结，还是不收进去为妥。再加上周扬当时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住进了医院，要写好《大辩论》此类文章的后记，重新认识那段历史的难度甚大。在马良春和露菲的极力劝说下，周扬最终只能同意把《大辩论》一文撤下来。受此影响，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样的重头文章，因涉及国际“反修”问题，中央当时尚无明确说法，感到难以处理，也被撤了下来。
出版波诡云谲，印数越来越少
起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对出版《周扬文集》非常积极热情，先期复印了第五卷的文稿，表示尽快出版发行。不久，经周扬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整个书稿的出版接了过去。后来，由于发生了那场“理论探讨”引起的风波，尽管文稿已经陆续编定，但从1984年起，整整用了10年时间才出齐。
第五卷的出版时间是1994年8月，这时离周扬去世已近6年。文集的印数也颇令人玩味。从精装本上的印数来看，从第一卷至第五卷是越来越少。第一卷为4300册，第二卷为2000册，第三卷为300册，第四卷印数不详，第五卷也是300册！对这样一个区区印数，如果周扬九泉之下有知，不知他会对此作何感想，世人对此感觉又当如何？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竟可以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热胀冷缩，真是可悲也夫，可叹也夫！（《百年潮》2004年第4期郝怀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