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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是怎样住进“部长楼”的

2004-05-1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近日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才知道钱锺书夫妇自1974年5月后一直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像钱锺书这样的人中之龙,竟然不得不以办公室为家,足见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多么凄惶。好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钱锺书就搬进了位于三里河的新寓所。

钱锺书的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

相比,自然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当时,画家黄永玉有幸也搬到那里。据他回忆: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那么,是谁暗中相助让钱氏夫妇搬进这处高级住所的呢?杨绛先生在书中给我们透露了一点蛛丝马迹:“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锺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对胡乔木的暗中相助,作为局外人的我们也会因此对胡乔木生出一份敬意。不过如果把这事往深想一点,我们的心里却会渐渐变凉。因为钱锺书不是凭自己的本事住进“部长楼”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学暗中出力才如愿以偿搬进新居的。胡乔木此举极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合理。

由钱锺书这件事,我想到当代另一位知识分子,此人也姓钱,叫钱宗仁。钱宗仁的遭遇十分悲惨。他才华横溢、勤奋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数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门外。尽管命运对他不公,身为新疆某偏僻林场职工的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一直坚持自学,学完了全部大学数学系的课程。作家孟晓云根据他感人的事迹写了一篇同样感人的报告文学《胡杨泪》,后有人把这篇报告文学推荐给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惜才若渴、爱才若命的李锐开始为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四处奔走。

陈四益在其著作《臆说前辈》中对此事作了介绍:“在他的努力下,也由于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及有关部门的帮助,钱宗仁有机会到北京工业学院进修,得到过去就曾十分关怀他的杨维奇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事情到此,李锐本可以功成身退、心安理得了。但“李锐认为,充分发挥其才华是自己的责任”。于是,李锐动用一点权力,帮钱宗仁调入《人民日报》做记者。

李锐帮助钱宗仁,当然令人称道,可他也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来解决钱宗仁的问题,而是动用了一点权力来拯救一个倒霉的人。身为记者的钱宗仁和身为某偏僻农场职工的钱宗仁,身份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待遇不同了,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那就是他的遭际和命运,仍然与别人手中的权力紧紧维系着。

当有人用权力这把剑,解救了一个人,你就不能阻止另一个人用这把“剑”去毁灭一个人。所以,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应越小越好,小到这点权力不足以影响其他人的命运。如此,每个公民都可以自豪地说一句:人生不会虚度,命运尽在自己掌握中!(《书屋》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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