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在北大未名湖
汤用彤（1893－
1964）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汤用彤之子汤一介口述了对父亲的回忆。
家风不可中断
在我不到15岁的时候，大约是在1942年，父亲找来庾信的《哀江南赋》，指着序中的一段对我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庾信写那篇文章的背景是他被梁派到北魏作聘问（外交工作），因为才华出众，被扣押在北魏做官。在这种情况下，庾信把怀念故土的意识写进了《哀江南赋》，希望自己的家风不要在他那一代断了。父亲让我把这篇文章熟读。父亲说他喜欢读《哀江南》和《哀江南赋》的原因，是因为我祖父生前就喜欢读这两篇东西。父亲还给我看祖父60岁的时候，祖父的学生在万生园（现在的动物园）给他过寿，学生给祖父画了一幅万生园的图，祖父在这幅图上写了一个序。序中有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前一句话是说做事情不要怕困难，合乎道义的事情不要怕负责任，过很简单的生活，就可以随遇而安，减少苦恼。后一句话是说不要总是追求功名和安乐。
围城前后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胡适先生走的时候，给父亲和郑天挺先生留了一封信，大意说：南京已经来了几个电报催我走，我来不及和你们二位告别，北大的事情就托付你们二位照顾一下。胡适先生到了南京之后，国民党政府又派了飞机来接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批教授。父亲没有走，大多数教授也没有走。都没走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跟他们走没有什么希望，但是他们对于共产党也完全不了解，没有什么认识。
现在分析起来，父亲留下来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国民党腐败；二是父亲的很多学生是地下党，比如说汪子嵩，当时已经是助教了，他们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安心留下来；三是因为胡适先生有信来，要父亲照顾北大。胡适走了之后，北大一时没有校长，北大的教授就自己成立了校委会，并推选父亲做校委会主席。父亲在北京大学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他也觉得，大家都走了，北大谁来管？
1949年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任命父亲做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
晚年的遗憾
父亲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49年以前取得的，这之后他就没有写出过像样的学术著作。不仅是父亲，一批老学者1949年之后都没有写出过比较好的著作。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伤害，让他们不再说真话了，在学术上也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父亲的晚年就是坐在家里不出去，自然也不接触社会，偶尔写一些考证的小文章，更多的时间是在看书，查资料。他阅读了几百种佛学著作，写了大约四十万字的读书札记，作为他修改《隋唐佛教史》的准备。但是这项工作父亲最终也没有完成。
早在昆明的时候，父亲就有修改《隋唐佛教史》的想法，但是因为去昆明途中大量资料都丢失了，修改也就无法进行，同时在那时他也已经开始了魏晋选学的研究。确立这个方向的初衷是试图梳理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线索以及两种文化融会之后的相互影响，并且试图把佛教中重要的思想家纳入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来。
在晚年，父亲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矛盾的。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想做重头的研究已经没有精力了，但是他又不甘心。从他留下的二十本读书札记来看，他是十分想修改《隋唐佛教史》的，但是已经力不从心了。（《新京报》5.18 汤一介口述 陈述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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