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5日，浙江海宁大火，40人死亡；4月26日，市长张仁贵递交辞呈；29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30日，市委市政府正式宣布。这是4月中国官员引咎辞职风潮中的一例。
42岁的张仁贵，嘉兴人，去年当了9个月代市长，今年2月正式出任市长，一位官员评价：工作兢兢业业，点子不少。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为官
官难做了！张仁贵“引咎辞职”之后，海宁市不少官员都大发感叹。海宁市政协的一位干部说，“升迁凭政绩，处罚看责任，这是惯例，但现在即使不是渎职，失职、指挥失误等直接过错也要受罚，规则变了。”一位干部叹道，“不确定的事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就是‘一票否决’，就算你的工作再出色也没用场了。”
其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处理意见中，对“责任”有明确说法：“事故反映了当地领导在工作中有薄弱环节”――其一，整治迷信活动场所只重视阶段性专项清理，忽视经常性管理；其二，社会管理、精神文明和综合治理等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其三，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相对滞后。
一位资深老干部说，以前干部下台，或有经济问题，或有明确责任，但今后，“当官的不仅要负具体的责任，还需要肩负政治道义上的责任，也难怪有些官员一时不能适应。”长久以来，把官员升迁和政绩优劣紧密挂钩的心理已经非常深刻，当官员们发现还需要为政治道义或舆论压力负责之后，不免有些茫然。对于张仁贵的“引咎辞职”，官员们除了有些迷茫，更多的是紧张。如今一有风吹草动，辖区一把手都不敢掉以轻心。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说，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对一些官员可能还会产生“消极工作”、“竭力掩盖事故”等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建立一套完整的问责程序，而不是权宜之计，大家将会逐渐习惯，问责制也将会越来越“专业”。今后的官将会越来越难做，这是趋势，也是好事。（《解放日报》5.17张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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