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原本是清政府设立的一个长达15年的留学计划，进行到第10年时，遭到强烈反对，“留美幼童”被强行提前召回。
曾国藩和李鸿章决定，由翰林陈兰彬担任留学事务局正委员，留学计划的积极倡议者容闳为副委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学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国内，容闳和陈兰彬、吴子登为留学生的洋化问题发生了争执，容闳曾向密友、当地教堂牧师推切尔求助。推切尔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还和他的好友马克・吐温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于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是“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才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此后，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留美幼童”的身影。他们之中有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有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蔡绍基等人。（《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上海文汇出版社钱钢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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