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贩子自白
我们这些票贩子想尽办法赚钱，可买票的人也越学越精，他们知道我们这些票贩子到开场前都压价，所以不少人专门等到那个时刻买削价票。这下可苦了我们了。
我是北京的票贩子，这个职业的名声不大好，也许只比
但凡有点活路，我也不会干这种下三烂的职业。我还想说，任何行业也不能一概而论，倒点音乐会票、球票和控制火车票卖高价的性质完全不同，社会上也不该用票贩子这样一个臭烘烘的字眼把这个群体都等同看待。票贩子有牟取暴利、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也有为了让老婆、孩子能够活下去而饱经风霜、养家糊口的。而我，正是通过当票贩子积累了资金从而成为速递公司的小老板了。
要说我如今的遭遇，还得从少年时代说起。
几分钟毁了我一生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刹那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许几十年都还不了几分钟欠下的债。我的不幸时刻发生在14岁。
那一年我接触了一个不良少年。这个叫二梆子的小孩比我大一岁，他好打架，也爱小偷小摸。
有天二梆子对我说：“东四有个南方裁缝让我带他去天坛，咱们跟他要点钱花吧。”我一听这是件挺刺激的事，而且我没有钱，真能弄个十块二十块的也挺过瘾。我当然愿意紧跟二梆子。南方裁缝在那一带有点名气，据说家里有两三万，在80年代就算个富翁了。
我们坐上无轨电车到了天坛，我和二梆子先带他逛了祈年殿，二梆子还假模假势地给裁缝介绍当年皇帝如何如何，裁缝在雄伟的建筑前有点陶醉了。我们走到不远处的一片小树林里，游人不多，二梆子环顾附近没有人，突然把南方裁缝扑倒，别看裁缝是成年人，但南方人瘦小，我们两个虎头虎脑的孩子一下把他制服了，他浑身直打哆嗦，嘴里念叨：“我给你们钱，你们别打我。”二梆子拿起一块砖头，大声吼叫：“把钱掏出来，要不让你丫脑袋开瓢！”南方裁缝哆哆嗦嗦地把口袋里的100多块都掏了出来。我们拿了钱就把他放走了。没想到裁缝走出小树林就找了公园的保卫科。我们很快被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就进了少管所。
这在我们家真是个丢人现眼的事。在北京的北苑少管所里，母亲见到我泣不成声，她知道我这辈子完了。我爸没有来，他说家里出了这么个儿子，他没脸见人。
三年的劳教完全应该，谁让我干了坏事呢！我出来的时候18岁，当时国企已经不景气，好青年都进不去，何况我这个少年犯。
找碗饭真难
我发现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容易发财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容易养活自己的年代。前者是对那些有背景、有本事、有学历的人说的，后者是对我们这些没背景、没本事的人说的。
我们这些无业游民凑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交流信息。有个哥们儿告诉我：“北京是全国最大的演出市场，每天有数不清的演出，虽然大多数票都好买，但总有一些紧俏的票可以加价。”我说：“干这行有风险吗？”朋友说：“干什么没风险？连贪官都有风险，更何况咱们老百姓。你想赚钱就有可能赔钱，另外你得有老本儿，手里必须有几千块周转金。”正好我扑腾几年攒下几千块，我就再搞一次创业吧！
我第一次倒票是199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当时如日中天的北京国安足球队和世界超级俱乐部AC米兰比赛，我提前几天到售票窗口买了20张100块钱的票，把我所有资产的三分之一都投进去。我眉飞色舞、扯着嗓子喊叫我编出的顺口溜：“国安要灭AC，再现牛B风采！一张120元，百年不遇的好机会。”由于那一年足球刚刚火爆，所以卖得还比较顺。我14张是120元出手的，球赛快开了，有3张是平价卖的，还有3张因为已经开场是80元出手的，总共赚了200多块。
当票贩子也有行规，也有游戏规则。大家卖票时的距离都在10米以外，免得抢别人的饭碗。如果有人对卖出的票价高于票面价值进行谴责时，其它票贩子都出来打圆场，共同保护这个行业。民警也知道倒票的大多家境不佳，所以只要情节不恶劣，一般都网开一面。
后来四大天王相继来北京，克莱德曼、张惠妹、张信哲、齐秦、罗大佑等等的演出，我都买上十几张票。由于这些票价都高，所以我们抬价的空间都不大。好在北京情况特殊，关系户多、官儿多、赠票也多，一般300元票面的用半价都能接到手，然后200多元出手，弄好了一次能赚几百，运气不好也有赔的时候。当然个别时候也有一张票赚六七百甚至更多的时候。有一次张信哲演唱会，我狠心用800元买下1500元的贵宾票，我真是坐卧不宁，如果砸手里等于一个月白干了。我提前两个小时去，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降到900都卖不出去，我直冒冷汗。离开场只乘下15分钟了，我考虑赔400元出手算了。突然，我发现一辆奔驰500开来，我直接迎上去，车主是个40多岁的大款，他十五六岁的女儿也下车了，我说：“大哥，要票吗？”大款说：“有贵宾票吗？”我说：“有，2000块一张。”我们这行讲究高开低走，我心里想，都这种点了，600元我也能接受。大款拿过票看了看是真的，二话没说点出2000元，还对他女儿说：“这下你可以近距离看到张信哲了。”我心里这乐，回家走路都打晃。
当票贩子嘴要甜，要有眼力劲儿，外貌别太狰狞，像我这样身高1米8、体魄健壮、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就占便宜，有些少妇、中年妇女至少不排斥我。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帕尔曼小提琴音乐会，我早早来到停车场，就憋着等有钱人和有权人。只见一位开着凌志车的30多岁的少妇在倒车时蹭到树上，我走过去，殷勤地给她在后面指挥，这个虽开豪华车却是二把刀的贵妇人已经满头大汗了，她挺有好感地说：“谢谢。”我趁机说：“姐姐，有票吗？”她问：“谁看啊？”我装作挺可怜又关心下一代的样子说：“我外甥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我姐姐是下岗工人，买不起啊。”贵妇人给了我一张票，她还和我聊了5分钟，我说：“看大姐这样子是搞房地产的老板吧？”贵妇人笑而不答，但目光很友好。告别贵妇人，这张票我转手卖了150块。
我还找到路子批票，比如有些赞助单位有100张票，有点权力的人总能抠出几十张来，我花50元能买到，然后用60元批给其它票贩子。一般有权力的人胆子都小，他不直接和我们见面，而是让他的亲信和我们交易，出了事他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有一天，一个外号叫“花屁股”的票贩子对我说：“‘大头’（我李军在票贩子里的代号），倒音乐会票、球票赚头太少，倒火车票几年就能赚几十万，火车票贩子百万富翁都不少。咱们得人往高处走啊！”我被引见到这个圈子里，马上感觉到的确是暴利，而且已经集团化、规模化了，形成了弄票、藏票、卖票、送票一条龙，票源都是靠和内部人员勾结弄来的。票贩子中也分“等级”。头等火车票贩子是弄票的，他们能从有权力的人那里拿到几百张预售票，票贩子给有权力的供票人每张10元钱的好处费，“权力”人往往一天就拿到几千元。我倒了两天，根本没有机会同大头目、二头目见面，与我联系的已经是小头目了。我干了两天，尽管赚了100多块，可是我退出了，这行票贩子太黑，危害大，也太危险，我真的害怕再进监狱。
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国赚钱的各行各业都有个规律，只要有赚头，马上有全国各地的人向这个领域扑来，大家都像蚂蚁一样来啃一块有限的蛋糕。
由于外地的票贩子知道北京的倒票市场大，都纷纷“杀”到北京。在吃苦耐劳方面，北京人的确不行，在吆喝和不怕丢脸方面，北京人更有差距。
我认识天津到北京的一个票贩子“老阴子”，这个人快50岁了，两个眼皮几乎把眼睛盖住了。看他卖票游说的本领，你会感觉到流传多年的“京油子，卫嘴子”这句话。一开始我问他：“你从天津赶来，车票、住宿也是一笔开销，你玩儿不过我们这些地头蛇。”“老阴子”轻蔑地回答我：“花嘛钱啊，我都是买张站台票，天津离北京近，经常不查票，我下车后总能找到出去的地方。至于晚上睡觉，我就找20块钱的地下室。你们北京人差远了，又好面子又爱当‘大爷’，你们这些地头蛇玩儿不过我们这些强龙。”“老阴子”的确“特别能战斗”，他能把一场并不精彩的演出说成旷世罕见的大制作，死的都能让他说活了，他成了北京很多演出市场的必胜客。现在他已经开始搞买断一些演出票的大举动，有时一场就能赚几千。
票贩子玩儿得越来越猖狂，一些流氓欺行霸市。前些日子在首都体育馆，一个东北流窜来京的票霸向一个小票贩子勒索票，小票贩子不给，票霸抢过来就把票撕了。小票贩子骂了两句，票霸拿出刀子，照着小票贩子胸口就是两刀。小票贩子很快咽了气，这成了我们这一行有名的血案。
我们这些票贩子越来越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前北京演出市场虽大，可滥的也不少，一些大腕儿也是徒有其名。一个很著名的相声演员开了个人专场晚会，我想凭他的名气那么大，花400元买了两张200元的票，打算最后500元出手。没想到根本没有人来问，一个60多岁的老头对我说：“小伙子，如今谁看相声啊？从侯宝林和马三立以后，相声演员都忙着当主持人、当县长、搞开发去了，相声艺术已经死了。”老先生说得在理，两张票最后80元也没卖出去，气得我自己进去看了几分钟，还使劲喊了两声：“下去呗！”
我们这些票贩子天地越来越狭小的又一个因素，是高学历的女大学生居然也参加了倒票的行列。200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由于有不少票赠送给大学生，尤其开幕式、闭幕式的票价炒到1000元，急于用钱的大学生也不再寂寞，加上他们的票都是白来的，所以更有竞争力。那些气质很好的女大学生，往那里一站就有吸引力，抢去了我们不少市场。我真的被他们“挤兑”急了，我当众奚落她们：“你们拿赠票出来卖合适吗？这有损于大学生的形象啊！”女大学生只是轻松地一笑，好像懒于和我们辩论。我不依不饶，继续说：“票贩子都是我们这些没本事、没学历的人干的，你们应该去开发软件，别和我们这些文盲抢饭吃。”女大学生们依然笑嘻嘻地回答：“我们今天卖票就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开发软件。”她们的介入，使本来就不景气的我们雪上加霜。
我们这些票贩子想尽办法赚钱，可买票的人也越学越精，他们知道我们这些票贩子到开场前都压价，所以不少人专门等到那个时刻买削价票。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票贩子了，而剧场售票处对有我们这些票贩子心中窃喜，他们说：“我们赚钱，票贩子承担风险，何乐而不为。”
终于当上老板啦
要说我想一辈子当票贩子那是瞎话。票贩子最多只能让我脱贫，可真正要跟上全社会奔向小康，这行当绝对不行。我十口唾沫一张票地卖，积攒几年，终于成为万元户。对于学历高的年轻人来说，人家一个月拿到的钱，我要花上两年。
2003年非典过后，北京重新振兴经济，各行各业活跃起来。我怀揣一万多元，与另外两个票贩子注册了一家快递公司，这个总共3万元的公司就开张了。我占了40%的股份，所以是一把手。这一行早就过剩了，可以说别人偷驴我们去拔橛。但是我们有先天优势，就是都有三寸不烂之舌，为了拉客户都不怕丢脸。我们跑了几百家单位，有时被粗暴地轰出来，有时人家爱搭不理，但终归会有收获。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三个既拉活儿，也亲自送信，有时为了一封8块钱的信要跑上几十里路。有一次我为了一封信从北四环骑到南三环，真把我累坏了。头一个月我们这个公司赚了2000元，我分到800元。我可能是月收入最少的老板了，但我终于当上老板了！
我从少年犯到票贩子再到小老板，刚过30岁的我经历不少，吃苦丢脸也不少，至今还在为生存而苦斗。不久前我终于有了女朋友。 《蓝盾》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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