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家人合影（二排左二为叶向真）
叶向真，开国元帅叶剑英的二女儿，也是著名电影《原野》的导演―――
凌子。今年已63岁的叶向真向记者回忆了自己波折跌宕的一生。
我家有个“孩子王”
自从我家搬进中南海后，父亲经常和我们小孩玩，是我们整个大院孩子们的“孩子王”。我记得妹妹小时候，总是吃了东西不知道饱，每次都把胃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就吐，吐完后她还接着吃，“馋狗”的外号就是父亲给妹妹起的。
1955年，我和二哥随爸爸去大连出差，我们住的招待所还可以。所谓土包子开洋荤吧，我们小孩子从没穿过那么大的毛巾浴衣，二哥穿上后就舍不得脱，很神气地走到哪里都穿着。我爸爸见此情形也不说别的，就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世界上有一种狗不懂得换毛，而所有的狗到了春天都应该掉毛，到了秋天再长出来，但是这种狗不这样，这就叫“寒狗不识热天”。他讲完后，气得我哥嘴巴都噘起来了。我们就是在父亲的玩笑中渐渐长大的。
我的牢狱之灾曾让父亲心酸流泪
1967年，我和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一关3年。由于父亲和江青阵营的对立，叶家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孩子的阿姨，也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经过此番折磨，我和刘诗昆的婚姻也破裂了。
由于周总理的干预，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走出牢狱。因为差不多被关了3年的单人牢房，所以我出来后不会讲话，还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每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有一次他看到我傻呆呆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他自己，他真怕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可事实上，一年以后，我就基本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20万元拍《原野》终获“百花奖”
我父亲原本希望我去学园艺，实际上他不希望我学导演专业，他觉得这行当有点儿不务正业。后来我连吭都没吭一声，就自作主张考上电影学院后，父亲好长时间都不理我。
等我拍完电影《原野》后，请他看过这个片子，他才给了我一个说法。当时，很少正面去批评别人的父亲说，他明白我究竟在干什么了。
1972年，我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我留在了这家医院当外科医生，前后做了7年与文艺和电影毫无关系的医务工作。1978年，我才又回到文艺界，在中新社拍摄纪录片。
我很喜欢曹禺写的《原野》那个戏，当我提出来我要拍《原野》时，我的领导吴江听了半信半疑，最后他问我：“给你20万元你拿得下来吗？”我那时也是愣头青一个，简单想了想就拍拍胸脯说：“我拿得下来。”后来还真是用了20万多一点儿就把这部戏拍完了。
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我获得“百花奖”那次辉煌。香港这所社会大学教会了我平和做人
送走了父亲，我在导演了《风吹唢呐声》、《三宝闹深圳》等几部影片后不仅离开了电影界，也离开了北京，于1987年随丈夫罗丹来到香港，开始尝试自己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经商。
我们夫妇初到香港时，日子过得十分艰辛，但在这个社会大学里我们学会了很多以前从不知晓的东西。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如今，我们在香港有了自己的公司，慢慢地站稳了脚跟。现在，工作时我依然风风火火、热情高涨，只是内心之中多了一份从容与平和。
《今晚报》6.25建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