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的彭德怀，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被称做“八万言书”的长信。这份“八万言书”的手稿，彭老总交给了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做医务工作的侄女彭梅魁保存。40年后，彭梅魁向记者讲述了一段生动的故事――
1962年7月的一天，我去北京西郊的吴
伯伯说的那包材料是：1959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000008号、有本人眉批、增删修改过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原件；在吴家花园期间写给毛主席的两封信的底稿；以及“八万言书”的第一稿和三份杂记。
我接过伯伯手中的材料，注视着他信任的目光，心里沉甸甸的。我把伯伯的手稿带回家，用布包了好几层，把它放在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用不着的衣服和破烂之类的东西。我没有对丈夫讲，也不能让孩子们知道。
在1962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伯伯再次遭到批判，处境越来越艰难。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也加强了，荷枪实弹。伯伯对手稿的安全愈加不放心。时隔不久，伯伯对我说：“梅魁，我的那包材料放在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于是，我把手稿还给了伯伯。
1964年，我准备把两个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彭家围子，也想将伯伯的手稿带回老家保存，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伯伯。伯伯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第二次将手稿交给了我。
回到老家后，我把伯伯的处境告诉了母亲。母亲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她拿来一个瓷坛子，让我把手稿放在里面，再塞进一些石灰块，最后用蜡封住盖口，示意我把瓷坛埋在灶脚下，她在外边为我放哨。等到天完全黑了，我和母亲才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埋起来。我叮嘱母亲说：“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母亲会意地点了点头。
回到北京，我把埋藏手稿的详情告诉了伯伯。伯伯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文革”开始后，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我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保不住了。我也放心不下伯伯的手稿、母亲、孩子，便和丈夫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回到老家后，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堂弟爽快地答应下来。
1969年，我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定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我们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我把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
1974年11月29日，76岁的伯伯含冤离开了人世。1978年春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伯伯的老战友黄克诚伯伯复出的消息。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黄伯伯。我向他讲述了伯伯晚年的境遇和要求，并告诉他，我手里还保存着伯伯的一部分手稿。我问黄伯伯，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自己保存？黄伯伯说：“自己保存难，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现在中央很忙，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上交吧。”
1978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1979年1月3日，我给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请组织上处理伯伯的这批材料。第二天上午，黄伯伯将我们保存了近17年的伯伯的手稿转交给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亲自给我写了收条。
伯伯的手稿终于重见天日，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伯伯了。（《党史信息报》6.23彭梅魁口述 周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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