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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树林

2004-07-1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一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经济模式

肯定是个不完善的经济模式。

一个不懂得计算成本和代价的经济理论肯定是个存在缺陷的理论。

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不明细自己在发展中曾经或正在付出的代价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

梁言顺和《低代价经济增长论》

那是什么?远处的一条江河入海处,生长着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这是红树林。你折一根看看它们的心,红的吧!它因此得名红树林。别的地方不会有的,红树林只能生长在海陆交界处、海岸低潮线和高潮线之间,大多集中在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可别小看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它对保持大陆岸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可不一般呐!”青年学者梁言顺说。

2004年。春节刚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共中央党校来了一批高级干部,他们是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专题研究班的。近180位学员全是各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其中包括4位兼任省区市一把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此规格,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近几年才有。此次专题研究班的主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曾庆红和曾培炎等亲自来专题研究班作报告。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理论。中央下决心将几乎所有省区市和部委的主要领导集中起来学习研究,足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研究班上,中央党校的领导向这些高级官员介绍了一本学术著作,说是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的一位博士生写的,名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此书很有价值。

“是谁写的?快找来看看。”

几乎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学员们流露出几分好奇。

“梁言顺。”“梁言顺是谁?”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一环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否则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低代价经济增长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是啊,这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人家已经在十年前开始研究了,不简单,有机会真想跟他聊聊。”

“哪儿找去呀?”

担任要职的学员们万不曾想到这梁言顺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作为中央主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快报组”副组长,梁言顺也算是位“老资格”的笔杆子了。

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

有人约请我为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写一篇报告文学时,介绍说这比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更富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马克思如此重视科学理论的贡献,是因为科学理论是“时代精神的精髓,人类发展的圣火”。它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发展,都给人类进步和历史前进带来革命性的作用。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应属此列。

在中央党校工作,喜欢交朋友的梁言顺有着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他的那些学员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的中国社会栋梁之材,是GDP快速列车的“司机”。梁言顺完全可以轻松地与这些“司机”顺势而行,或者搭上一程去共同高唱“胜利凯歌”。但梁言顺没有,他在深入地思考着、探索着。

一位市长学员正在讲台上介绍他的城市如何连续十几年以两位数的GDP速度向前发展,梁言顺正巧从一份国外资料上看到了这个市长的所在城市已经被列入从卫星照片上确认的中国几大“雾都”之一。

“好啊,人家将我的城市与英国伦敦相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当梁言顺将这一消息相告时,那位市长居然这样说道。

“你以为这个‘雾都’称号给了你真的很光荣啊?错,大错特错!”性格斯文的梁言顺难得发火。他说:“你知道‘雾都伦敦’的景象吗?”

“我到那儿考察过。伦敦的雾确实很浓,像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似的,很美,也很壮观。”市长说。

“那不是美,更不是什么壮观,而是一场抹不去的灾难!”梁言顺动情地给这位市长讲起“雾都劫难”的故事:伦敦每当春秋两季,经常被浓雾所笼罩。据统计,伦敦的雾天,每年可高达七八十次,平均5天之中就有一个“雾日”。英国著名的日记体作家约翰・伊夫林曾写道 “绝大部分伦敦人所呼吸的别无他物,老是一些又浓又浊的烟雾,外加一种又脏又臭的气体直入肺腑,使得全伦敦患粘膜炎、哮喘、肺结核的人比其他所有国家患这些病的总人数还要多。”1952年12月4日,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不散,工厂和住户排放出的烟尘和气体大量在低空聚积,整个城市为浓雾所笼罩,陷入一片灰暗之中。其间,有4700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雾散以后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天呀,我的城市本来就是个‘煤城’,这么说来弄不好也有一天会惨遭伦敦式的大劫难啊!”市长惊恐起来。

“你以为呢?千万记住!经济建设要快速,可得注意全面协调的发展,光讲发展,不计代价,那样的GDP再高也是虚的!”梁言顺直言。

市长开始有些焦虑不安,但很快又说:“梁兄,你可不知。我们是干具体工作的,现在是啥时候?一个城市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跟一个地区在较着劲比GDP呢?你GDP硬了,啥也都硬了!明白吗?”

“这样的局面早晚要改变。”梁言顺坚信自己的观点。

代价,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

《现代汉语词典》中“代价”的条目这样说 代价,泛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或精力。梁言顺研究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所耗费的又何止是物质与精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用“蒸蒸日上、一日千里”来形容毫不夸张。可是,梁言顺现在要做的是“会诊”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难免有“不合时宜”之忧。

这一年,梁言顺到南国春城昆明开会,顺便对滇池进行了小范围的考察。泰山脚下长大的梁言顺很早就期待到昆明、滇池看一看,因为他在小时候就被一段赞美滇池的优美文字所吸引:“……站在滇池旁的西山顶上,眺望滇池,波光浩渺,苍苍茫茫,俨如高原上镶嵌的一颗璀灿晶莹的明珠,以其卓绝的风姿著称于世。”到滇池一饱眼福,是梁言顺少时留存的梦。

说来也巧,梁言顺住的房间就在滇池湖畔。他一进房间就推开窗户,想赶紧领略滇池这颗“明珠”的风采。哪知,扑面而来的不是湖风惬意,而是难闻至极的奇臭。再下楼近看,水里杂草丛生,水面上漂满了各种污垢……这就是滇池?这就是南国的“明珠”?梁言顺站在湖边,叩问苍天。

苍天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明珠当年确实风姿婀娜,可如今早已黯然无光。

梁言顺的心很痛,几天开会他都寡言少语。

梁言顺的低代价增长论,最先获得的资料和第一手“铁证”来自那个非常配合的环境保护部门。数据统计分析是个“系统工程”,仅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浪费所形成的代价,就需要从废水排污、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排放、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以及森林破坏、草地破坏、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物种丧失、土地沙化与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矿产资源的浪费和不良品损失等等方面来计量,一个项目都不能拉,一个指标都不能漏,尤其对那些介于是与非、非与是之间的中性指标更要精心剥离。

走进他的书斋,我看到的各种电话记录、学习笔记和收集来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用“山”来形容―――而且是连绵叠起的崇山!

就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个单支吧。仅这里面就包括了四大组成部分,分别是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水污染对畜牧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再看看数据,一个是24.1亿元;一个是192.8亿元;一个是137亿元;一个是13.8亿元这仅仅是1992年一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的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一个支项的损失数字:367.7亿元!

还有对经济增长不当带来的社会代价的分析,包括“黄、赌、毒”的代价分析,艾滋病的代价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代价分析,违法犯罪的代价分析等等。

如此统计、如此计算、如此结论。

一项项。一块块。一个个相关分支,然后是横面的统计,再进行立体的整合……

梁言顺的额上汗淋如雨。那汗珠既是累出来的,也是被数据震骇出来的。梁言顺的额上能不汗雨淋淋?怕出差错,又不能有错。

再算!将这些年来中国所有年份的经济增长代价全部算出来!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国家需要这样的数据,国人需要知道自己干了那么多事后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即使不可避免的代价也应该心里有数。一个只算收入,没有代价意识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如果没有一本可知的代价簿,怎么可能是完整的经济发展史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这样的账目。这既是对今人付出劳动的回应,更是对后人的交待。

根据梁言顺所掌握的资料和他的模型推得 由于代价的存在,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要减少四分之一!

人类警示自己的时候来到了

一个不计成本和代价的经济模式肯定是个不完善的经济模式。一个不懂得计算成本和代价的经济理论肯定是个存在缺陷的理论。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不明细自己在发展中曾经或正在付出的代价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

梁言顺在完成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代价损失寻访后,目光转向了如何实现“低代价经济增长”的研究课题上。

“照你的理论,我们在创造100元的财富时付出了几十元的巨大代价,这种发展还有多少意义呢?GDP还有什么价值呢?”有人这样对梁言顺说。

梁言顺不同意这种观点。“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GDP快速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提出代价问题,并不等于GDP就不重要了,更不是要刻意制造人为因素去拖国民经济快速列车的前进步伐。其根本点是我们在追求GDP的指标同时,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因素,实现一种以人为本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式。”“这样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了吗?”

“低代价经济增长之于可持续发展,非常必要,但是还不够。这就是数学上讲的必要而不充分。”

梁言顺的后续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他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三增长”理论。梁言顺说,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至今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研究更不够。因而他提出 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地球,还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地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基本条件只有两个 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梁言顺概括为“三增长模式” 经济低代价增长,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人口适度的零增长。

1997年,梁言顺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作为博士论文获得专家一片好评,并在日后荣获中共中央党校1995 1999年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经济学类第一名)。1999年,他的这部学术著作被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教授作序并如此评价 “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对推动经济学界认真研究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一个声音在回荡 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那一天,我正在海南,正在海边,正在一片红树林旁。

汹涌激荡的大海波涛,挂满瓜果、飘扬稻香的海岸,在它们中间是一片我早已渴望观赏的红树林―――尽管奔腾而来的海潮会将它淹没,但海水退去,它依然生机勃勃,绽放着独特的异彩,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在生养它的土地之中,它以自己独有的质地和能力,使大海和陆地和谐共存,亘古永生。

我终于明白,梁言顺为什么总把自己的低代价增长理论与红树林连在一起,并如此倾情。(《光明日报》7.9 何建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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