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提出“私营经济”
陈敏（以下简称陈）：我想了解一下你25年来的理论探险、思想探险的历程，你与广东理论界其他改革先驱如卓炯等，及与广东政坛的改革先驱比如任仲夷等等的互动。
郑炎潮（以下简称郑）：关于这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些资料（手持已发黄的1982年研究生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我在小平南巡之前的1991年11月结的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南巡之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并留下了一些文稿，但开始没人敢发表。小平南巡后，就马上发表了。
苦难出学者
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八个）。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对于这些问题，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我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问题”青年了。我曾是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三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平反“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消。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
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当时我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马克思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
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约我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他办公室谈谈。第二天，我赶到省委，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我也因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陈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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