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萧墙
1991年6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李青因单位要进行危房改造，一家三口主动搬到办公楼楼顶用薄水泥板加盖起的10平方米的简易房内。1994年，新房总算造好了，李青被安排在443室。李青缴齐了住房费用后，兴致勃勃地跑到院管理部领钥匙。负责人问：“能不能把你爱人单位分
李青的爱人江可是原电子工业部情报所的工程师。按政策，工程师应该享受三居室的住房条件。1993年，情报所考虑到李青回迁可得到二居室住房，便以补差的形式，为江可分配了一居室住房。情报所几次给儿艺发函沟通，称分给江可的一居室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儿艺并不理会。
为顺利搬进二居室新居，江可决定不要情报所分给他的一居室。但儿艺仍然不给李青新房钥匙。李青跑到副院长办公室去交涉时，突然心脏病发作，被紧急送进医院。江可怒火中烧。6月18日傍晚，他撬掉了443室的锁。然后，打电话给儿艺院长方掬芬：“我把我家的门给撬了。”
6月20日，院方张贴通知，称李青“构成违纪行为”，要求立即退出443室。随后江可将此事起诉到法院。27日，儿艺撬开443室，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走。门上贴出了《对李青抢占房屋予以严肃处理的决定》，称：“取消李青同志本次回迁的资格，另行予以安排。给予李青同志行政记过处分，保留进一步予以严厉处分的可能。”
一审：回迁美梦成“画饼”
李青和江可在起诉书里提出的惟一诉求是：履行拆迁协议，让他们搬回443室。1994年6月28日，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案子迟迟未判，李青放在楼道里的煤气灶和锅没了，电也给掐断了。江可只好租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儿艺便在简易房门口贴上了封条。
随后，李青的工资被停发，每个月只拿200多元的生活费。11月30日，李青胜诉了，但判决结果是“在本市二环路以内，为原告安置一套二居室住房”。主审法官王会国对李青说：“你们赶快上诉去。”
二审到“六审”
两个月后，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二审此案。审判长陈春燕告诉李青：“你这案子我管不了。拿到判决后赶快去申诉。”判决书写到：“本院认为，对危旧房屋进行改造是儿艺的内部行政事务，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故原审法院对住房问题做出实体判决欠妥，本院予以更正。”
1996年，李青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这时她工资已被完全停发。市高院下达再审判决：确认李青和儿艺的回迁协议有效，儿艺违约，要求儿艺于判决生效60天内，在三环路以内为江可夫妇安置正式二居室住房一套。判决还要求儿艺给付李青临时安置补助费4500元。判决又回到了一审的结果，但房子越判越远，从二环挪到三环。
李青等了60天，儿艺没有半点反应。李青去找市二中院法官刘立军，刘立军说，这不是案子的问题，更不是法官的问题，“很多东西没法说”。他建议：“你去找人大、纪检部门，或者上访也成。”
李青奔波两年，法院坚称“无法执行”。最后经过争取，北京市二中院下了一份民事裁定书，这被李青称为“四审”。裁定书将判决中不明确的“三环路以内”补正为：“在三环路以内为江可、李青安置相当于……443室使用面积之二居室住房一套”。
可裁定书中的住房具体地点仍不明确，法院执行庭继续答复：无法执行。在此期间，儿艺向北京市高院申诉，要求撤销此裁定。仅50天的时间，北京市高院下达李青所称的“五审”裁定：二中院“作法欠妥”，撤销该裁定。于是又回到“三审”判决。李青苦笑，“感觉这法律就像儿戏一样。”
李青再次申诉，没多久，收到北京市高院驳回再审通知书，李青称之为“六审”。
绝望与希望
官司仍在进行。由于北京市检察院对此案进行抗诉，2001年春节刚过，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重审此案，判决儿艺于本判决生效后90日内，将朝阳区六里屯二居室给李青居住使用。
李青惟一能做的是对“七审”判决再次申诉。但这次她和律师连一次面见法官申辩的机会也没有，今年4月，她领到一张驳回再审通知书。李青称之为“八审”。
官司打了11年，历经“八审”，李青一家三口从1991年至今，飘泊流落13载，443房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一审时为李青辩护的一位律师，已经于一年前因病去世，而当时签署对李青处理决定的儿艺院长方掬芬如今已离休，在家安享晚年。当年38岁的李青，如今成了一位中晚期癌症患者，时日无多。去年3月26日，儿艺给李青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剧院真诚地希望你向前看，目前你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的，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及帮助你。” 文中李青、江可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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