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至少20多家卫星电视台和更多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自称是国内专业医治不孕不育症“超级航母”的北京新兴医院，其名字正为越来越多的不孕不育夫妇所熟悉。
作为北京新兴医院的形象代言人，著名演员唐国强在电视上的高频率的露面和说辞，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坚信，新兴医院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
一位患者说，每个人看到北京新兴医院在宣传资料上对专家的介绍时，都会激动。因为资料上的专家不是出自中医世家、拥有秘方，就是学贯中西医、全国一流。但记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2001年2月26日，新华社“新华视点”的一篇报道曾有这样的记载：
去年下半年，北京市卫生局在现场检查时，勒令北京新兴医院停业整顿，原因是群众举报，这里有声称专治不孕症而且“有效率极高”的“送子观音”。
参加检查的中医局专家问：你给人开中药，底方的基础是哪几味药？
号称“送子观音”的高雅儒竟回答不上来。
报道称，卫生部门检查了配药的药房，发现这个药房用很大的秤像秤粮食一样秤药，连中药房最必须的戥子都没有。最后才知道，这位“送子观音”曾是北京一家企业医院的主治医师，只学过西医。
文章说，“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孕不育男女，扛着被褥，夫妻同行，带着满怀的希望来到北京，但是，他们遇到的却是这样的‘神医’。”
尽管有人对北京新兴医院的信誉表示怀疑，但在医院的墙上，院长朱明和国家卫生部门一些前领导的合影却让人产生了其他的联想。
北京新兴医院有一个10人顾问委员会，其中大多是国家卫生行政部门退休的官员，包括一位卸任的卫生部副部长，以及下列人士：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施奠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卫生部原中医司司长田景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原院长、国家卫生部中医司原副司长傅世垣；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海洲。
新兴医院的顾问谢海洲告诉记者，在做电视广告的第一年，北京新兴医院花费了1亿元的费用。
“如果不是唐国强做广告，如果不是听到了他代表这家医院留下的美丽说辞。我们也不会相信新兴医院。”说起在新兴医院尴尬的经过，一些患者至今愤恨不已。
事实上，正是这些广告的作用，使得新兴医院的门诊量猛增。医院门口商店的女老板说，每天光装药的袋子就能卖四五百个。
目前，北京新兴医院仍然门庭若市，人车拥挤，吵闹非凡。胡同内，一拨拨外
地人背起装着中药的麻袋走向四方。但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能在那一袋袋中药的作用下如愿以偿呢？
看来，北京新兴医院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它实际上已经演化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府医疗管理体制的问题。社会应该追问：如何给官员退休后的行为立个规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家医院，为什么这样的一家医院竟可以获得如此的商业成功？
《?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32期 郭高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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